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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之父”蒙代尔:中国不需改变宏观政策
世界经济学人ECONOMIST.ICXO.COM 2004-06-11 13:57 来源:《经济》杂志 

  --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

  文/本刊特约记者 周 阳

  日新月异的中国经济总是能给经济学家们提供很多新鲜的研究素材。这大概也是他们喜欢到中国来来往往的缘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蒙代尔教授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95年的春天。当时,他身负到中国人民大学授课的教学任务。这项工作使他独自在中国呆了四个月,并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但真正让蒙代尔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将中国纳入自己研究视野的,是1994年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挑战。1995年国际上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后,人民币汇率上升幅度大约为25%,这种汇率的大幅上升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有些始料未及,因此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

  正在中国教书、同时深谙国际经济学汇率模型的蒙代尔当时就向中国人民银行建议,召开一个国际研讨会,和国内外金融机构共同商讨对策。在蒙代尔的积极推动下,会议还得到了两家重量级国际银行的支持和参与——花旗银行和德意志银行,当时参会的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蒙代尔回忆说,会议取得了重要的成功,并在很多问题上形成了实质性的指导意见。

  从此,蒙代尔开始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中国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发展中来。

  2004年5月,蒙代尔在近10年内第18次来到中国。这次,他的主要任务是参加2004年北京国际金融论坛。这个一年一度的论坛发展至今,在规格和规模上都已经达到空前的程度——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金融最高决策和监管当局“一行三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本次论坛的主题为:金融发展与金融业治理结构。

  对于金融业在中国的地位,蒙代尔似乎早有预见。他说,“我很幸运,在国际经济学方面有所专长,尤其是在汇率及货币政策方面。这些都是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十分重要的领域;而且我相信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其重要性都不会降低。”

  记者和蒙代尔也算不打不成交。在2003年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上,记者对于蒙代尔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币不升值”观点,从其研究方法上表示质疑。当时,蒙代尔教授愉快地接受了记者的挑战。因此,在本次论坛召开前,当记者敲开蒙代尔教授下榻的北京饭店住处的房门时,教授显得十分高兴。

  记者: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金融发展与金融业治理结构”,相对于您的专业领域来说,似乎显得过于具体和富有操作性。对此,您觉得在这样一个论题下,您的学术素养和丰富阅历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蒙代尔:表面上,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题目。但实际上,我们无法仅就银行业的公司治理而展开讨论,它必须要放在一个更大的环境中,才有意义。

  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中国经济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的冲击。现在,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件令他们十分头痛的事情;但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清醒地保持自己最有利的发展方式。当然,与此同时还要和国际标准接轨,如WTO协议。

  总体上来说,中国在和其他国家一起博弈,中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那一部分职责,以保证世界经济在一个公平的环境和规则下进行。

  因此,尽管这次会议的主题十分具体——“金融发展与金融业治理结构”,但我仍然希望能够从国际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中国的金融政策和金融发展将如何影响并受到全球的影响。这是一个必须受到重视的问题。

  这里仍离不开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货币政策的问题。首先,人民币汇率是中国经济与外界联系的重要载体,更何况从2003年下半年到现在,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可能由通缩转为通胀趋势;第二,中国正在和美国一起成为世界经济繁荣的助推器,已经不能离开国际环境来孤立地选择自己的货币政策。

  而这些都仍是我对中国经济的主要关注点。

  记者:在中国问题上,您似乎总是保持一种没有政治背景的态度。那么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您认为中国经济是否真的过热?

  蒙代尔:经济是否真的过热?这里需要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供需缺口模型。以美国的模型为例,当需求超过供应的时候,就出现了过热,而且会带来所谓的全面就业;但这个模型对中国未必是适合的,因为中国的供应还是成长性的,而且中国并没有实现全面的充分就业。

  在中国,一些原材料的价格正面临上涨压力,这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原因,价格上升并不是中国造成的,但是,如果是由于货币和信贷发放较快,导致一些特别领域,如钢铁、水泥和铝等需求非常强劲,问题就不一样了。

  现在的确应该进一步限制这种过度的投资和信贷投放。因为对生产过程产品的需求,作为长期来说是不可靠的。需要谨慎的是,以前中国也曾出现通货膨胀的高峰,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说采取过激的措施的话,又很可能会带来经济增长的下降。

  记者:如果说信贷控制是限制投资热度的方式之一,那么贷款增速应该控制在多少以内为宜?

  蒙代尔:首先基于上述考虑,应该肯定的是,中国央行及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信贷控制的举措绝对是“一个好的主意”。但这种政策不应是“一刀切”,而应该逐渐降低贷款增速。根据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态势,每年贷款增长的速度应该控制在15%以内,而不是25%。

  记者:那么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和政策取向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敏感地位?

  蒙代尔:很多人,特别是投机者都在宣讲所谓中国的人民币会升值。人民币升值对世界其他地方有什么影响呢?这种影响应该不会太大,但这种升值会使中国经济增长下降,从而使日本等周边的亚洲股市受到影响。

  假设人民币升值,一斤棉花需要5.5元人民币的话,FDI将会减少,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也会下降。在上世纪80年代末也出现过经济增长下降的问题,其结果是加剧银行不良贷款,国有企业出现亏损,人民币的可兑换性推迟;而在农业方面,因为农产品价格下降,对农村的影响不言而喻。相应的,整个东南亚都可能会出现不稳定。

  我一再强调,浮动汇率制对于中国目前来说是不适合的。一旦实施浮动汇率机制,就像美元对欧元一样,会发生剧烈的汇率变化,各行业在国际国内都会遭受很大的冲击,在国际债务方面也会带来变化;最终,由于投机行为,人民币终将成为受害者。

  中国的汇率政策已经执行了近10年的时间,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汇率制度。正是这种汇率制度使得中国抵抗住外界要求贬值的压力,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得以幸免,并为亚洲经济的稳定作出了贡献;也正因为这个制度安排,在2003年,当人民币承受外界强大的升值压力的时候,中国政府明智地保持汇率不变,终于赢得了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

  因此,中国现在没有必要也不适合改变这一经受过时间考验的政策——至少在不可预见的时期内。

  记者:我们知道,在中国经济金融领域,还有很多更加基础性和决定性的问题尚待解决——离开这些问题的解决,只会使得汇率问题和货币政策变得更加被动。

  蒙代尔:是的。近10年来,每次来中国,我都会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汇率问题、货币政策、税收政策、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但近两年来,随着在大问题大原则方面越来越多的共识,大家开始更加关注一些具体的问题。

  首先是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问题。由于中国的国有银行将绝大多数资金投给了国有企业,因此私人部门很难从银行体系得到信贷资金,甚至只能从国外获得资金,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向国外融资并不是最优的方式——毕竟国内企业很难直接接触到国际投资者并相互了解和沟通。我认为,现在是向一些私人部门倾斜信贷资金的投放的时候了,因为这样才会有可能解决或者稀释一些银行的不良贷款。

  而当前中国最棘手的经济问题是如何使农村经济,尤其是使部分西部贫穷地区实现经济起飞。现在的中国农民获得利润的可能不容乐观,因此建议给农民更多的盈利空间,如让农民更长时间地拥有土地并形成自己的资本积累。实际上,这一做法并非原创,而是来自于已经得到中国千百年农业生产验证的古老经验:让农民们为自己干活,这样他们才不会更多地依赖政府。

  记者:经济学家的成就感往往来自于自己的政策建议被采纳。作为一个在政策建议领域颇有建树的经济学家,相信您也一定有自认为最糟糕的政策建议。

  蒙代尔:是的。但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对外披露过的问题。那应该是在2003年上海APEC会议上,我提出了关于香港经济美元化的建议。

  我一直希望在亚洲共同货币方面,可以先从港币开始作出一些举措来,即用美元代替港币。因为香港在亚洲和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很特殊的金融中心地位,而且在亚太经合组织中也是最重要的地区。如果把140亿港币换成美元的话,利息一年会有100万。这样就会避免投机活动,也不会影响世界货币体系的运转。尽管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也许并不需要港币美元化,但这对香港本身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对中国、对整个亚洲都是一件好事情。

  但我提出这个建议的时机应该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当时参加APEC会议的还有美国总统布什。尽管遭到亚洲其他国家的冷遇,布什在APEC财长会议和APEC峰会上一直敦促人民币升值。在他的背后是美国制造商和一些国会议员。在他们心中,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美国商品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劣势,还使美国损失了上百万个工作岗位。

  因此,在当时的美国经济和战略下,我的这一建议显然缺乏“外交意识”。

  记者:那么最成功的政策建议呢?

  蒙代尔:当然是关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不升值的建议。

  记者: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在中国的经济实践中发挥作用。在这一点上,您也可谓是身体力行的“模范”。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

  蒙代尔:刚到中国来的时候,我发现中国有一些很不错的经济学家。但现在我逐渐发现有很多经济学家十分擅长写一些不错的文章,尽管文章包含了很高的智力投入,但仿佛目的只是发表。与此同时,经济学的教育十分注重理论化、数学化,却没有更多的实质内容,仿佛只是为了培养经济学教授——实际上,在美国乃至欧洲也是如此。

  很多专业素养很好的经济学家,却并不去接近现实世界或者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这是很值得关注的问题,需要时间来改变。

  在蒙代尔看来,接近中国经济现实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蒙代尔来到中国也一定会忙个不停:一会儿是学生眼中喜欢散步的普通外教,一会儿是众人追逐的论坛经济大师,而且在北京他还有一家自己的公司。他说,参与到商业活动中也是一种将自己对中国的兴趣和专长贡献给中国的重要方式。但学者始终应该还是学者,蒙代尔给自己的定位是:永远都将经济学家的角色放在第一位。(请见《经济》杂志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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