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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竞争力核心 提供公共品的能力与效率
世界经济学人ECONOMIST.ICXO.COM 2004-10-09 15:43 来源:《中華工商時報》  


  編者按:今年是中國開放14個沿海城市20周年。國歐城市競爭力研究院利用其獨創的GRICC指標體系,對14個沿海開放城市和4個經濟特區城市進行了競爭力研究,並進行了分類排名。著名經濟學家樊綱先生作為國歐城市競爭力研究院的院長,主持了14+4城市競爭力的研究項目,其對制度創新和城市化問題有著精辟的觀點。本報在刊登該研究報告摘要的同時,也與樊綱教授進行了精彩的對話。

  樊綱: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國歐城市競爭力研究院院長

  劉杉: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輯

  劉杉:歡迎樊綱教授到中華工商時報的城市論壇作客,與我們一起探討有關中國城市提升競爭力的話題。我們知道,國內的競爭力研究是在世界經濟論壇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每年一度的國際競爭力報告的推動下發展起來的。而國內學術界對競爭力的了解除了上述兩個機構,更為熟悉的是哈佛大學波特教授的競爭力理論。您作為一直參加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惟一的中國經濟學家,對國際學術界有關競爭力的研究應該更為熟悉。

  樊綱:競爭力研究目前在理論和應用上都有了較大的發展。波特教授的競爭力理論是在其企業競爭力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波特教授作為哈佛產業組織經濟學的權威,曾經寫了兩本著名的企業競爭的著作,一本是《競爭優勢》,一本是《競爭戰略》。這兩本書寫的都是企業在產業發展中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戰略以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波特有關企業競爭力的學術觀點,已成為工商管理學院的經典理論。此后,波特在企業競爭力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國家競爭力理論。而瑞士的兩個機構則一直以每年發布一個國際競爭力報告來對各國的國家經濟實力和競爭能力進行對比研究。而有關城市競爭力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實際是在國際學術界對企業和國家競爭力理論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劉杉:中國理論界對城市競爭力的研究更為關注,而世界銀行也在不久前對中國的23個城市進行了競爭力排名,其報告的題目是《改善投資環境,提升城市競爭力:中國23個城市投資環境排名》。由此可以看到,世界銀行對提升城市競爭力的視點放在了改善投資環境方面,而考察投資環境的指標體系、基礎設施並不是主要內容,其側重於政府的制度建設和法治環境方面。

  樊綱:我同意世界銀行的觀點。實際上,中國2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對於很多城市,特別是沿海城市來說,基礎設施建設已經相當完備,而城市競爭力的差距實際在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公共服務的提供方面。也就是說,制度創新的差距是城市投資環境差距的主要問題所在。我認為,現代政府應該集中精力抓好制度建設,能夠為這個城市的企業和市民提供良好的公共產品。

  劉杉:我記得您在很多次的論壇演講上強調政府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一個城市的政府應該是一個有限政府,它的邊界應該是提供公共服務方面。我想在此進一步聽聽您的觀點。

  樊綱:政府官員確實都在集中精力搞經濟,對於我們來講是非常振奮的事情。他們都很懂經濟,也都很懂市場。但是往往一談到發展戰略問題,發展機遇問題、政府談的都是什麼呢?多數是在談我們這裡經濟結構要如何調整,要採取什麼產業發展戰略,我們今后要發展這個產業、要發展那個產業,我們要搞這個名牌要搞那個名牌、我們要搞這個技術、要搞那個技術。在我看來,到了今天,特別在東南沿海地區,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過20多年的企業的發展,現在企業家自己,特別是民營企業家自己,更懂得自己如何發展,更懂得產業的結構,更懂得它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哪個企業的產品能不能成為名牌,由企業在市場的運作來決定。現在我覺得到了政府反思自己“能做什麼”,然后以此為出發點來考慮“該做什麼”的時候了。

  那麼政府要做什麼呢?其實不是搞什麼產業政策,搞什麼名牌戰略,搞什麼優化結構,你的任務就是創造一個好的投資環境和生產企業發展的環境,提供低價、優質的公共品,讓企業在此基礎上來決定它怎麼發展、發展什麼,搞這個產業還是搞那個產業。

  劉杉:有時政府實際上阻礙了經濟發展過程。當政府無效配置它所直接控制的資源,或者干預市場使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時,它就起到這種作用。不過隨著學術界對外部經濟、市場壟斷等問題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大家也普遍認識到市場並不是萬能的,某種條件下,也需要政府對市場進行干預。我也認為,在經濟發展初期,政府在經濟政策制定,甚至產業政策的制定方面都是有意義的,東亞經濟發展就証明了這一點。

  樊綱:政府在發展的問題上起不起作用?在理論爭論方面,我屬於還是比較鼓吹政府在發展初期可以發揮積極作用這派的。在什麼意義上呢?在后發優勢的意義上。落后國家的政府在一定意義上,是一個公共知識的平台。由於政府掌握著信息的優勢和知識的優勢、人才的優勢,因此政府可以更多地吸取發達國家發展的經驗教訓,然后利用政府的一些資源優勢,通過一些政策的指導,包括一些政府的產業政策,來加速經濟的發展,走捷徑,避免發達國家走過的一些彎路。應該說亞洲模式基本都符合這一點,政府還是起作用的。但是即使是這樣,到了一定階段,政府也要逐步從企業經營和產業結構調整發展的過程當中退出來,因為當企業和市場發展起來了以后,你就不再有信息的優勢、知識的優勢、人材的優勢,你的“指導”就不再有合理性。有的地方政府不知道適時“隱退”,結果就成了阻礙經濟發展的力量,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這也是經驗教訓。到了一定階段,政府要退出這些領域,更多地讓企業和市場起作用。

  劉杉:在一個比較發達的市場經濟中,政府應該提供制度環境,應該提供公共物品。事實上,在中國經濟中,不僅是地方政府,即使是中央政府也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對經濟的干預,尤其在經濟周期的高峰和波谷階段更加突出。而中國一個更加突出的政府干預經濟的特點就是經濟計劃,雖然這與計劃經濟不同,但計劃和市場還是有差別的。

  樊綱:政府對經濟周期的干預比較普遍,這是由於市場經濟本身會產生波動,需要有政府進行反周期的調控,這種宏觀調控本身也屬於政府應該提供的一種公共服務。不過,我在此想系統地講講政府一般情況下應該做什麼。

  一、提供硬件,也就是基礎設施,讓企業能有一個硬件的環境。

  二、提供“軟件”,也就是提供公共服務,包括制度建設、法制結構,包括政府的服務,包括政府間協調的服務。比如位於不同地區的企業,要相互合作,有些政府部門障礙。那麼我們政府通過政府間的關系,來給它排除這些障礙,一個民營企業要兼並一個國有企業,國有企業那邊有政府部門,當地的政府可以幫助民營企業,到對方的政府部門去進行一些政府間的協調工作,這些都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但是企業要兼並哪個企業,這是企業自己的事情。

  三、政府要提供信息服務,這點很重要。日本的“企劃廳”,我們過去以為是做計劃,由政府領導經濟。但上世紀80年代末期,我曾經訪問過,當時企劃廳的廳長跟我們講,你們這些年老是說我們企劃廳好像在做計劃,但是我們的計劃跟你們的計劃是不一樣的,我們是進行研究,研究世界經濟產業發展格局的變化,研究新的市場機遇,包括技術的機遇。然后我們每年把這些信息傳遞給大的公司企業,我們找他們一起來進行討論,跟他們進行交流,然后由他們自己做決策。政府最多做的是提供一點貼息貸款這樣的優惠政策。企業的決定由企業自己來做,但是信息服務,政府通過自己的政府部門搜集信息,免費提供給所在地區的所有企業,可以降低每個企業搜集信息的成本,這是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服務。

  劉杉:我們再回到城市競爭力問題。現在的學術研究已經發展到數量經濟學的方法。一般的指標體系都包括方方面面的統計和比較。科學技術、基礎設施、金融體系、企業運營能力、人力資本、制度建設等。但是,提升城市競爭力的主要內容在於改善政府職能,進行制度創新。那麼城市競爭力的真正核心是什麼。

  樊綱:顯然,改善一個城市的制度環境,減少企業的營運成本,是改善投資環境、提升城市競爭力的根本所在。但對於一個城市的競爭力來說,和國家競爭力一樣,其最終體現在企業競爭力和人力競爭力上。一個城市能不能為企業創造好的投資環境,能不能為人才發展提供好的人文環境,是政府服務的核心,是基礎工作。而這個城市能否在市場競爭中發展經濟,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則取決於這個城市的企業和人的競爭能力。所以我認為,城市競爭力的基礎是制度環境,而城市競爭的核心是企業和人的競爭。

  劉杉:很多城市為了改善投資環境,提高競爭力,都在搞開發區。中央從去年開始對於亂佔耕地搞開發區的現象進行了整頓。不過,我認為治理開發區也不能搞一刀切。實際上中國20年工業化的路徑走的是農村工業化的道路。其弊病是工業布局分散,污染嚴重,產業集聚效應差,城市化水平低。而開發區則可以將工業生產集中布局,這是一個進步。

  樊綱:城市化是中國發展的必然趨勢。目前我國城市化率為35%,工業化率為55%,城市化進程遠遠低於工業化進程,這是我國不同於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中所獨有的現象。

  城市化的本質是農民進城。農民是低收入群體,城市化問題是為窮人建城市的問題。我們應更多考慮這一部分群體吃得起飯,住得起房。開發區應該建成城市新區。因為如果要把開發區建設成產業區,得考慮開發區的人口在哪裡生活。一般開發區距離老城市區較遠,在老城區居住,在開發區上班是有現實困難的,職工的交通等生活成本要大大增加,按照經濟學的一般理論,這是不經濟的。

  劉杉:現在各地都在談論城市競爭力的問題,但大家談論的問題都不太一樣,對競爭力的理解也不同,經常把競爭力的形成過程和競爭的結果混為一談。對城市競爭力問題還需要清晰的學術界定。

  樊綱:現在許多地方、許多學者和政府機構,一談城市競爭力,往往談的就是這個城市有多少產值、多少企業、多少投資、多少名牌、多少人材、多少院校等等。這些東西是不是衡量一個城市競爭力的指標呢?不能說不是。但它們都是“結果”性的表征,是城市競爭力所產生的結果的表現,而不是競爭力本身。產值、投資、名牌是由企業創造的,院校培養出了人材可能會跑到別的地方去就業,搞出來的科技成果可能到別的城市去實現其價值,而不一定就屬於你這個城市。城市真正的競爭力是什麼呢?城市真正的競爭力是一個城市本身的“硬件”和“軟件”的質量與成本,是那個通常所說的“投資環境”和“人材發展環境”、就業生活成本、商務成本一類的東西,是這些東西決定了一個地方有競爭力還是沒有競爭力,對資本和人材有沒有“吸引力”,有了這個吸引力,各種好的生產要素就會到你這裡來,企業會到你這個城市的“地盤”裡面來運作,創造產值、創造品牌,人材和勞動力就會到你這裡來工作,於是你的那些“結果性的指標”就會比別的地方高。

  劉杉:這樣一種城市競爭力的概念,也是一個有“可操作性”的概念。我們經常見到一些城市的政府由於知道資本越多越好,人材越多越好,於是就一個勁兒的號召大家吸引資本、吸引人材,但是在另一方面,自己卻不知道要做真正提高競爭力的事情,提供的各種公共品,要麼質次,要麼價高。城市的商務成本和生活成本太高,城市競爭力就總也提不高。

  樊綱:我們這樣的城市競爭力概念,就是要抓住事情的本質。什麼是本質呢,那就是要想提高城市競爭力,關鍵是要這個城市的政府要轉變職能、改善服務,不是號召別人做這做那,而是你自己把你應該做的事情做好。也就是說,城市競爭力的概念,本質上一個政府的概念,一個制度環境的概念,一個政府公共服務的概念,而不是一個企業、產業、市場或者什麼城市規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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