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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
世界经济学人ECONOMIST.ICXO.COM 2004-10-09 16:25 来源:2004-3-22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内容提要:社会资本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但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不同的观点很多,促成了这种复杂性。组织的视角尤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有理由相信,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构成、质量和数量并不必然是最优的。社会资本受到发展过程的影响,并影响发展过程。在社会资本的提高中,存在着重要的公共角色,但谁来担当这种公共角色,以及这种公共角色应当如何担当,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大量的思考。

  社会资本包括隐含的知识(tacit knowledge)、网络的集合、声誉的累积以及组织资本,在组织理论语境下,它可以被看作是处理道德风险和动机问题的方法。一个社会发展其经济时,它的社会资本同样也必须调适,让人际关系网络部分地被基于市场的经济的正式制度所代替,比如,由统治的代表形式所强加的结构化的法律体系。这一过程开始可能伴随着社会资本整体水平上的损耗,但最终会造就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在这种社会资本中,社会关系植根于经济体系之中,而不是相反。尽管社会资本很复杂,我们仍可以对它做几项考察:首先,即使它不直接受到市场经济的调节,社会资本显然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反过来也影响市场经济)。其次,既然历史很重要,正确的改革顺序有着巨大的重要性。最后,社区创造的社会资本不一定非得优越于政府创造的社会资本,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不如政府创造的社会资本。应当注意到,认识社会资本并承认在它的供给中公共部门起着重要的角色,并不就指定了由谁来担当这种角色。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历史虽短,却已经有了争议。从科尔曼(Coleman,1988)在教育语境中的使用开始,这一概念有了很大的演变。我想从组织理论的视角来研究这一课题,并提出四个问题:
  ○把社会的整体看作一个组织,关于社会资本,组织理论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这种分析使得我们如何看待社会资本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何种程度上,“社会资本”或者社会制度能够更为广泛地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
  ○随着时间的变化,社会制度在演化,社会资本也在发展,我们对此能说些什么?特别是,是否有理由相信,在发展的某一阶段,社会资本可能有供给不足的情况?
  ○如果说,缺少社会资本是发展中经济的共同特点,我们应当如同关注增长的人力和物力资本一样,关注社会资本的进展。为改善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加速其形成吗?特别是,是否有理由相信,转移并走向更大规模的参与可能是有益的?
  这些都是广泛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只能给每个问题一个简要的回答。
    组织理论和社会资本
  我们的社会包含无数的组织。近些年来,这些组织的本质和行为经过了日益频繁的详细审查。这是跨学科研究最有成就的领域之一,这一领域集合了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努力。这些组织当中,经济学家们研究最为详尽的是企业。富有特色的是,一个企业的市场价值超出其物质资产和附着于企业的人力资本相当大的数额。会计人员称这种资本为“好处”(good will)。但我认为,它与我们许多人想到的社会资本具有极近的类似性。
  理解这种资本的来源,使我们能够洞察社会资本的本质。我认为,它至少有四个独特的方面:
  首先,社会资本是隐含的知识,它部分是产生凝聚力的社会胶水,但也是一系列的认识能力和素质。例如,现在美国大学的孩子们绝大多数都具有操纵电脑的能力,并共享“网络文化”。我敢说,在埃塞俄比亚的大学,孩子们就不是这种情况,甚至美国大学的许多退休教授也不是这样。因此,美国大学生人群分享一些隐含的知识,这就是他们的社会资本的一部分。这些知识之所以是资本,是因为它需要时间和努力来生产(它具有一定的机会成本),它也是一种生产工具。
  其次,社会资本可以被想象为一系列的网络,社会学家过去称此为“社会群体”,一个人进入这种群体后被社会化或者希望被社会化。当我与我的一个社会群体在一起时,我知道怎么做事,我知道要给谁打电话,知道人们期望什么东西,也知道人们对这种东西怎样衡量。当然,问题是我可能同时属于许多社会群体,它们可能有互不相容的规则,因此需要规则的等级制,需要原组织的策略,我过一会儿再来讨论这一问题。
  第三,社会资本既是声誉的累积,也是选择声誉的方法。个体对声誉投资(一种含蓄的资本形式)是因为这样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并且有助于打破壁垒而进入种种生产和交换的关系之中。
  最后,社会资本包括组织资本。经理们通过他们的管理、激励和命令的风格,他们的劳动实践、雇佣决定、争议解决机制、行销风格,等等,发展出组织资本。虽然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是激励机制,但他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组织如何通过那些能够改变这些激励机制的联系过程,抵消某些偏好。
  从组织学视角出发思考社会资本,有助于一个人集中注意力于它的非市场方面:企业内部的大多数活动并不受标准化的市场机制的调节。然而,企业内部发生的事情显然与企业外部发生的事情、与企业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市场和社会资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在这里想要探讨的东西,有许多正是指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的。
    社会资本和市场经济
  思考这些问题的一个方法是理性选择理论:如果我们想改进我们的组织,我们应当完善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使个体努力和个体所得相匹配的手段,从而矫正动机,进而矫正行为。但我以前谈到过,组织内部发生的事情常常至多只是被市场机制不完善地调节。这是有其典型原因的,比如科斯(Ronald Coase)提出的与交易成本有关的原因,这就使得企业的内部接近组织而不是市场。更为近期的研究集中于交易成本的一种特殊表现——信息成本。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组织为资源配置机制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法(例如,在存在这些交易成本的情况下)。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罗纳德·科斯等经济学家发展了一种制度的观点,认为社会总体上是有效率的。
  可能存在有功能障碍的社会制度吗?显然有:如果没有毒品交易,哥伦比亚今天的处境会更好;美国、墨西哥等等也会更好,只要他们都能享受目前的收入水平,而没有或是近于没有毒品交易。这就是问题所在,很容易看出,在局部均衡中,某一给定的制度显得不够理想。在这些局部均衡的模型中,也很容易从特定的无效率状况追溯到特定的问题,比如,产权的缺位。这种观点认为,一旦产权得到合理的配置,系统就会找到一种有效率的均衡。
  但引人注目的是,所有这些都建立在某种断言和信仰的基础上而很少进行分析的结果。相反,人们有可能看到,实际上老实人是错误的,这并不是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最好世界。我简称这种观点为芝加哥假说,它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影响,是因为它从来都只是一个断言,这的确令人惊奇。我们知道,确定市场经济具有帕累托效率是多么困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假设,认为在非市场组织内部或者它们之间的纳什均衡具有最优的属性?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想到,利用社会资本——更宽泛一点是社会制度,有可能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填补市场留下的空隙。
    道德风险、市场和互惠
  我将参考阿尔诺特和斯蒂格利茨(Arnott and Stiglitz,1991)书中提出的模型,来阐述这些问题。研究将表明,虽然在有些情况下社会制度确实能改进市场制度,在别的情况中,它们实际上会令事情更糟。
  所有社会体制都必须找到办法,以解决道德风险和激励问题,市场体制以特殊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看看汽车保险吧,我们已经习惯了给汽车上保险的市场。市场对付道德风险的一个办法就是只提供部分保险金,因为个人只有这样才会有一些小心避免事故的动机。这里含有这样的意思,作为结果,人们可以买少于他们可能希望有的保险。为得到失去的东西,他们可能选择进入非市场的相互保险协议中。人们可以认为婚姻就是这样一种机制:妻子默许(有时候明确肯定?)为丈夫保险,反过来也是一样。
  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能为这种协议提供一种规范的情形吗?它在社会上是最优的吗?事实证明,很可能不是。无论婚姻有别的什么优点,它也不是提供汽车保险的最好方法;除非丈夫和妻子能够彻底监控对方,并且两人都同意这种监控体系及其约束力。这就是说,除非他们有一个极为少见的婚姻关系,在婚姻中,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不仅是相互依赖的,而且是完全相互依赖的,他们从不欺骗,总是这样行动,似乎一个人的利益依赖于对方避免事故的努力。
  为什么非市场的保险不够理想呢?因为市场保险要有效率地运作,就必须是我在前面谈到的那种情形,即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金数额少于需要的保险金数额。否则有些司机就会粗心大意,他们就不会有相同的彻底避免事故的动机,因为他们受到完全的保护,和他们行为的后果无关(在这里忽视了避免伤害自己和他人的动机)。既然保险公司知道丈夫和妻子彼此提供一些非市场的尽管不太充分的保险,那么,它们的对策就是进一步减少所提供的保险金的数额。最终,保险金的数额还是不变;有些由市场提供(保险公司),有些由象庭提供(非市场)。但家庭提供的保险所需的成本较高,因为保险公司比丈夫和妻子的组合能够更为广泛地分担风险,因而它的成本较低。
  在这一例子中,非市场保险是有害的,并且缺乏效率。缺乏非市场保险的均衡是不能改进的,如果可能的话,人们会试图取缔非市场保险的提供。非市场保险的供给并不能增强分担风险的经济能力。相反,这种保险挤出了市场保险。它比市场保险的效率要低,因为它是个人提供的;另外,同时供给的市场和非市场保险相互排斥和干扰(保险业者需要限制保险金的数额),这尤其制造了消极性的外部因素,这种外部因素是不能内在化的,因而增加了成本。
  这种事情继续下去会是怎么样呢?这一例子生动地表明了功能主义者的谬误:一种制度(非市场保险)有一种明确的功能(通过补充市场提供的理性保险,改进风险的分担形式),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实际上执行了这种功能。其他几种非市场制度也可能是缺乏效率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就是如何更好地理解非市场制度低效率所处的情境。同时,阿尔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91)指出,非市场制度能够成为市场制度的补充。如果——这一条件很重要——我先前描述的监督和强化条件是正确的,那么市场的行为确实能够被非市场制度强化,因为,由家庭内部监督引起的道德风险行为减少了,这种减少也会影响到市场。
    社会资本和发展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对社会资本和社会制度的演化能说些什么呢?典型的情况是,制度发展了一种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与它们必须面对的外部环境并非过分不协调。当过分不协调的时候,制度就会改变。制度似乎在对它们的外部环境作出反应,这一事实是误导观察者认为它们有效率的一个因素。但是,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从均衡的角度来看,社会制度可能改进也可能不改进市场均衡。没有人会假设演化过程具有强烈的最优属性。可惜,这一课题我在这里不能展开。我真正想做的是评判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演化的某个方面,这样就开始了对我的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应当关注社会资本的积累吗?
  显然,我们所谓的“社会资本”至少有一项重要功能,就是补充或者代替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换和分配。也很显然,它与市场交换相互作用,并影响着市场交换。而且,在这种补充和相互作用中也可能存在着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这样描述:社会资本密度和发展水平之间的函数呈颠倒的U形。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市场还脆弱且不完善,人际关系的稠密网络就会发挥作用去解决配置和分配问题。特别是当组织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体系运作得相当好:在某些情况下,负责人能够直接管理员工;在别的情况下,存在某种促使员工互相监督的社会机制。这造成了员工之间的相互依赖,这些员工既是生产者,又是监督者。大学的院系就是一个好例子,一个教员的利益不仅依赖于他或她的薪水、业绩、声誉和工作条件,而且直接依赖于院系和大学的声誉。更进一步,个人的薪水、业绩、声誉和工作条件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院系的质量。因为这些原因,教员确实有一种强烈的激励采监督别人的业绩,他们通过平等的评价来实现这种监督。直接的监督、平等的监督和声誉都对控制道德风险起着关键的作用——而道德风险在非市场基础形式的组织中较为常见。例如,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贷款常常是发给一群人;群体的成员这样就有了互相监督的动力。
  变化本身导致社会资本某些方面的削弱:旧的网络被摧毁,而过去发生过快速的剧变,可能会减少向声誉机制投资的动机。
  市场发展和深化的最初影响是,这种人际关系网络有些变得不必要并被摧毁了。个人关系的价值——以及伴随它的社会资本的价值——降低了。植根于运行相当良好的法律网络中的契约,省却了解决和激化争议的内心方式。监测已经变得经常,而重要的是,如果政府弱小或者压制人,社会网络就会认为制造并强化“可信承诺”是重要的,认为设计、实施并强化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契约是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功能”就会被分散,成为特殊的东西,成为“社区基础的”和社区管理的东西,这是一种横向联系的网络。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府成熟后,统治的代表形式具有一个明显的阶层结构和一个法律、规定、规则的体系,并得到传统的强化,这种统治形式代替了“社区”,成为社会、商业和个人契约的监护人,也成为享有使用暴力的优先权的惟一代理人。问题很简单:一种“社会资本”的形式部分地被另一种本来也应该被看作是社会资本的形式代替了,后者是一种有效的韦伯式的官僚制度,它或者代替或者补充前一种“社会资本”形式来完成同一件事情——非市场的配置和分配。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似乎社会资本在重建和深化,但它并没有采用代替或补充市场和政府的“规则和调控”的形式,而是采取了隐含知识的形式。市场和制度高深莫测,但生产和交换的复杂性也是一样。生产线被质量控制环所取代,在这种环圈中,工人对他们同事的监督要处于比雇主的监督更优越的地位。伙伴关系的安排(这鼓励了监督)代替了垂直整合的集团企业。大的官僚制度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甚至“语言”,人和人之间的隐含知识的稠密网络是他们的成功的关键。社会资本被重建并适合于特定的情境,这种情境与市场和政府能够更为有效管理的领域有明显区别。
  因此,我描述的这种演化反映了市场和非市场制度之间关系的显著变化。这种变化的特点是,从经济活动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转向社会关系植根于经济体系之中。这种变化不是整个世界都相同的,也永远不会完成。
    社会资本的投资
  现在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应当采取措施以提升社会资本吗?如果应当,又怎么做?浩瀚的文献论述了可信承诺对于成功交易的重要性,达斯古普塔(Dasgupta,1999)看到,“我相信”(这是一个可信承诺)是一个在外部性上漏洞百出的承诺(他相信你,现在你相信我,所以他相信我,如此等等)。它类似一种公共产品,因此供应不足。信任显然是可以生产的:信任以声誉为基础,声誉是在长时间的一致行为的基础上获得的,而一致性是有价值的,是人的活动的产物。这有一种直接的含义:在信任的供给中,存在一种“公共”角色。
  但承认存在一种公共角色,对于回答应当如何扮演这一角色并没有什么用处。对组织的干预较之对市场的干预要复杂得多,通过干预市场,我们已经学会了利用庇古税来纠正市场失灵。我们前面的讨论为下面四个初步考察提供了某种背景:
  首先,改变外部环境可能提供一种导致社会资本变化的情境。我们此前注意到,制度发展了一种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与它们必须面对的外部环境并非过分不协调的。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例如,向国际市场开放)能够导致社会的巨大变化,例如,从封闭的社会转向一个开放的社会。
  其次,因为制度可能是无效率的,而且无效率的制度可能会持续存在,因此,从一开始就把事情搞好或者尽可能搞好,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历史的重要性。
  第三,因为历史重要,所以我们改革的次序也重要,并且很重要。
  第四个问题要复杂得多:它关系到社会资本生产的分散化。我以前说过,信任供给中存在一个公共角色,或者更广泛地说,社会资本生产中存在着公共角色。但这里的“公共”并不必然是政府生产的;它也可以是社区生产的。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成分,我们可以一致认为,我们所谓的社会资本中,许多不是政府生产的。事实上,今天许多人认为,“社区信任”是一种优越于公共信任的产品。但显然,事情没必要是这样。社会网络必然个人化,这样,社会网络就是排外的,否则就不是社会网络了(Dasgupta,1999)。在公民权的概念中,并不存在对社区信任不利的排外因素,公民权的概念是也应当是远为更具有包容性的。
  社会正在从被相互排斥的群体所统治,走向期望被公民所统治,这种社会进步有望通过代议制的民主形式而实现。而且,进步还表现在从群体基础的参与到市场基础的参与。群体必然是排他主义的和有偏见的。市场是匿名的,如果运作良好,它对具有相同购买力的人的反应是一样的。市场是更为有力和公正的参与形式。有人认为,一旦我们能够引进具有竞争的市场来提供集体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就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当然,这是蒂布特(Tiebout,1956)的伟大见解。
  蒂布特的猜想进一步认为,分散化也即“用脚投票”是提供集体产品和服务的有效解决方式。但这种联系并不能彻底确定。与包括亚当·斯密的见解在内的许多这种见解相似,这一见解也应当接受严密的考察,经过考察之后,我们对它就不会像刚见到时那样有强烈的触动感了。
  科斯猜想(Coase,1960),是又一个我们先概括出一种简单的直觉,再把这种直觉当作信念的例子。数年前,我把蒂布特猜想付诸考察,同时也考察了科斯猜想以及功能主义的谬误。我指出,地方集体物品的分散化供给一旦失败,其影响甚至比私人物品的分散化供给更为显著,此外,它还会产生一大堆政治经济问题。实际上,正是在这些政治经济问题上,我们的理解力显得最为差劲,尽管这些问题比当前那些退化堕落的力量还容易对付。在美国的环境中,正是这些力量使我不安。还有,政策问题上要学习的功课之一是慎重:我相信,分散化具有很大的优点,但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局限,就像了解它的优点一样。
  如果政府足够强大,能够打破现存的地方合作状态,但是还没有足够能力代之以任何能起作用且较少专断的东西,真正的灾难就会降临。历史上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它们强有力地提醒人们,有些意图良好的发展计划具有毁灭性的作用。但另一种极端也是一样可能的。拉丁美洲有一种寡头政治的自治传统,至少在历史上,人们知道,一个较强大的中央政府起着抗衡反动的地方势力的作用。我们不想忘记,当联合是围绕着狭隘的经济利益而组织起来时,这种联合就很少为整体的经济效率或者公正作出贡献。参与的结果依赖于参与者的动机和涉及的问题。而参与的结构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结论
  我将以四个命题作为结论,我希望在这里我已经把它们讲清楚:
  (1)社会资本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但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不同的观点很多,促成了这种复杂性。我认为,组织的视角尤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
  (2)有理由相信,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构成、质量和数量并不必然是最优的。
  (3)社会资本受到发展过程的影响,并影响发展过程。
  (4)在社会资本的提高中,存在着重要的公共角色,但谁来担当这种公共角色,以及这种公共角色应当如何担当,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大量的思考。
【校 对 者】曹荣湘
【参考文献】
  1 Arnott,Richard,and Joseph E.Stiglitz,1991; Moral Hazard and Nonmarket Institutions: Dysfunctional Crowding Out or Peer Monitoring?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March):179-90.
  2 Coase,R.H.,1937: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386-405.
  3 ——1960: On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3:1-44.
  4 Coleman,James S.,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Supplement): S95-5120.
  5 Dasgupta,Partha,1999: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dea of Social Capital,Processed,Faculty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ambridge.
  6 Tiebout,C.M.,1956(1988):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In Martin Ricketts ed.,Neoclassical Micraeconomics,Vol.2,Schools of Thoughts in Economies Series,No.3.Aldershot,Hants,U.K.:Edward Elgar Publishing;and Brookfield,Vermont:Gower Publishing。

 

本文译自《社会资本》,世界银行2000年版。

译 者:武锡申 中央编译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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