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地产报专访：本色何帆-世界经济学人-http://economist.icxo.com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比我想象中帅气、精神，与惯常思维下学者总是不修边幅的印象大相径庭。这位1971年出生、留着短短的寸头、肤色黝黑、身着体恤休闲裤的青年经济学家出现在我面前时，倒更像一位健身教练。而在学界和大众的眼里，他则因敏锐的思路以及在金融、宏观领域的犀利观点被广泛关注。

挂完电话，何帆歉意地笑了笑，在我左侧的单人沙发上落座。而后，一场混杂着令人猝不及防的电话铃声和同样令人猝不及防的坦坦荡荡的漫谈开始了。

手工艺人

“有个学生问老师：‘我喜欢数学，但肯定当不了数学家；喜欢关心一些社会问题，但也当不了政治家，没那个才能；喜欢搞点研究，但肯定也当不了科学家；喜欢和数字打交道，但也当不了会计。那么，老师我到底应该当什么？’老师想了半天，然后说，那你只能当经济学家了。”

何帆一板一眼地说完这段话，笑了。

“经济学家无非就是一个手工艺人。因为在分析过程中，除了要有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外，还要加上对中国经济的感觉。有人夸奖你这个板凳做得好，高兴一番也就行了，因为要知道，夸奖再多，你也就是做了个板凳。真的不要以为自己做得有多么重要。”

比起某些自称为家的学者们粘粘乎乎的自我欣赏，他调侃中透露出的些许不以为然和自醒，令我在耳目一新之余也开始佩服他的坦诚。

对于做学问，何帆有着自己理解。比如说，“做学问不是因为聪明，而是因为比较笨，干不了别的”；“做学问是一项职业，要有敬业的精神，要把该做的事做好”。

话说着说着，何帆换了个舒服的姿势，头枕在交叉于脑后的胳膊上，而眼神，透过精巧的黑框眼镜，落在了窗户外。

“中学时代，很想从事考古学，因为觉得考古是一门纯粹的学问。”何帆陷入了回忆，“我爸说，你要学考古也可以，但大学的费用，你得自己出。”何帆有些自嘲地笑了，“后来，想了想，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么，就学了国际贸易。”

慢慢地，这个想钻研考古学的年轻人发现了经济学的迷人之处。“经济学中也有一些很纯粹的东西，它的逻辑分析体系非常清晰，这使得经济学的解释力优于其它社会科学。”但是，“不要以为经济学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达到象物理学那样精密的地步，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只能说是一门漏洞百出的学问。”

电话铃急促地响了。何帆起身应答，语调和缓。答毕，又回到我们的话题上。

“虽然，经济学有其科学的成分，比如模式逻辑、分析的基本框架，但是，在分析现实问题时，不断会遇到比理论更复杂的现象，或者理论假设的条件发生了变化等等。”

何帆的表情严肃起来，“经济学家要研究的对象太复杂了。尤其是经济体系，它太复杂了，比如，公众对政策的反应本身就会决定政策是否有效，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面对一个这样的复杂体系，作为研究复杂体系的学者，以及作为制定政策的决策者来说，必定需要一个很谦卑的态度，要有敬畏之心，不要被理性的力量蒙蔽了。因为你面对的市场体系由上亿经济主体组成，它有自己的动力和逻辑，不是一台机器。想用自己一己的力量妄加改变，非常危险。”

“我对经济学的评价不高，因此，我对自己的评价也不高。”何帆恢复了先前的枕着胳膊的姿势，“但是，经济学还是很有趣的，尤其在中国做经济学。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出现这么大的变化，突然涌现出这么多的经济现象。这很令人兴奋。”

实用主义者

似乎还有些意犹未尽地，何帆沉思了片刻，一个女同事的到来打断了我们的思绪。她找他填一张单子。何帆写字时很专注，略微向下的嘴角使他看起来很严肃。

“我的经历很平凡、也很平淡，就是一路读过来的。” 填完单子，何帆回到了约见采访时的语句上。我开始担心采访冷场。好在这个语调平和的经济学家及时发表了自己是个实用主义者的申明，我舒了一口气。

他解释道，“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是比较优势。由于一些因素，中国经济学家很难在前沿问题上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进行一番比拼，那么，中国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我们的比较优势，一是懂得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和分析框架，二是对中国的经济有一些感性认识。因此，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把中国的事说清楚。”

紧接着，何帆挠挠了头，似乎有些腼腆地说， “在国外，这属于应用经济学，也就是三流经济学。”这份坦诚再一次让我诧异。

随即，他补充道，“老一辈的经济学家能够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他们用了很多中国特有的富有表现力的词汇，比如‘抓大放小’，但他们没有使用通用的国际性的经济学语言。没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而我们这一辈人，知道一些中国的东西，但知道得没有老一代多，需要进一步补课；同时，也知道一些西方经济学的东西，但又不是前沿。但是如果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把中国的事说清楚，这就很好了，对我来说，这就是个理想了。”

似乎习惯性地，何帆强调，“我选择这样做，是因为觉得比较好玩，有兴趣。但我知道并不是非得说你来做。如果你做不了，别人也肯定做得了。”

突然，手机的和弦铃一下下固执地响起来。何帆应答，似乎是一位业界长辈的来电。答毕，他又继续开始我们的话题。

我问他怎样界定一个成功的经济学家。对此，何帆认为，一个成功的经济学家除了自身要做出成就外，还必须要用自己的学问和人格激励新一代的年轻学者献身学术，从而推动经济学的不断进步。他特别强调“这非常重要。”

也许刚才所签的单子还有些不妥，女同事又一次中断了我们的谈话。何签字时速度很快，落笔也很急，他沉默的表情看上去象一个不苟言笑的人。

谈话继续。“现在我老有口头禅‘要为我们所里的年轻人创造条件’，有人就笑我‘你算啥？’”何帆乐呵呵地，“我觉得搀和一些年轻学者的事啊，可能要比自己做事情更重要。因为学术的进步是一个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何帆目前主要的工作之一，是编国内“世界经济类”排名第一的杂志《世界经济》。在他看来，把杂志编好比自己多写几篇论文更重要。

谈起《世界经济》，何帆颇为得意。“这是国内最早按照国外标准，引进了双向匿名审稿制度的杂志。这种制度能够防止发关系稿之类的学术腐败，让学术界有一个比较干净的地方。并且，能够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引导经济学研究的路径。比如，过去有人写篇论文《世界经济发展的十大趋势》，现在，经过慢慢地引导，他们就会去做一些很细很扎实的选题。”

事实上，何帆曾写过一些类似于《如何发表经济学论文》的普及性文章。他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我们都板着脸，某些徘徊在经济学领域之外但深有潜力的年轻人就会觉得很枯燥乏味。如果精力比较旺盛，写这些还是很好的，因为这会让人觉得经济学很有趣，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经济学。”

曾经的愤青

“发现这样也不错、也挺好”，是何帆在谈话中屡次出现的句式。他坦言现在自己心态很平和，同时不讳言曾经有过偏激的一面。

何在本科阶段曾干过很多特立独行的事情。比如，典型的装束是背着一个军用的书包，穿着一身军装去上学；再比如，忽然有一天突发奇想，去剃了一个光头，把大家吓了一跳……

在回忆这番经历时，何帆的眼神落在窗外的蓝天白云上，或许也落在他记忆中的校园的青青草地上吧。片刻后，他语调温和地说，“一个人在他的人生过程中，会经历一些比较偏激的时刻，但很快还是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并变得比较成熟。”

谈及个人爱好这样的事情，何帆颇有些不好意思，“我几乎没什么爱好。”短暂的思索后，他表示，“哦，我是一个喜欢到处去跑跑、转转的人。人生嘛，主要就是经历、体验，看不同的书，遇见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地方，经历不同的事情。老了，想想，嘿，好像经历的事情还挺多。”

何帆的另一大爱好，是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他看来，金庸的小说传承了没有受到破坏的、普通中国人认为的中国文化的道德标准。他从小说中受到的启发颇为广泛，大到民族正义、细至兄弟情谊以及爱情。

电话再一次凌厉地想了起来。何又一次起身，应答。

再次坐下时，何帆摸了摸鼻子，笑了“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发现，啊，今天来好像没什么事情做。能够有一天空闲时间无所事事。”

看着我一脸的困惑，何哈哈地笑起来，“这个快乐不是你想象的。人是可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是否当螺丝钉。但是，当你选择了当螺丝钉，你没有办法选择螺丝钉运转的速度。杂志要出，报纸约稿的时间、学生答辩的时间也都到了，课题要交差，出版社也要催你，所以整个机器运转。你想停也停不下来。你想无所事事一天，真的不行。”

也许这是一种已成为惯性的勤奋吧。即使是经常翻看一些经济学范围以外的历史、哲学、政治学书籍时，何帆依然挂念着经济学：“历史学可以提供更广阔的视野，研究经济学还是要读一下历史才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哲学是思维的精细化，毕竟不能单纯停留在手工艺人的层次上么；至于政治学，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往往是经济的一个约束条件。这几个其实都是相通的。”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平淡的人生，平凡的工作，有一些有趣的朋友。”在我们谈话过程中，时常穿插着诸如“休谟、维特根斯坦、王尔德”这类名家，并且引经据典、出口成章的何帆语调平静，“真的，很多朋友都比我有趣。”

访谈：

《中国房地产报》：目前，房地产市场中出现了一些类似于“黑灯指数”的民间指数，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您怎么看待数据问题？

何帆：数据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目前，中国的数据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数据缺。很多基本的数据没有。比如房地产业，最基本的供给和需求没有数据。开工项目的具体数字？不知道。居民对住房的实际需求？不知道。包括中国的宏观经济，例如我正在查找中国的国债余额，结果发现公布的统计数字总是把还本付息额和利息支付放在一起，居然找不到单独的利息支付额。二是，数据的垄断。凭什么所有的数据都要统计局发布阿？比如说，物价天经地义是由统计局来制定，但是在旧中国时，南开大学一帮人编制了南开物价指数，非常权威，用了好多年。

对于“黑灯指数”之类的民间指数，这是一件好事情。应该有更多的数据，数据互相竞争。做到公开、透明化。

《中国房地产报》：谈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已经不能仅仅着眼于房地产业界的因素。大环境的变动趋势对房地产业有着深远的影响。您怎么看待人民币升值？

何帆：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人民币确实有升值的压力，那么，肯定要调整，而且早调整比晚调整好。调整也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不需要太恐惧，该调也就调了。汇率稳定不是目标，是个手段。比起汇率，更重要的是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汇率变化之后，会影响到出口、就业。但出口受到影响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大。主要原因是中国特殊的出口结构，因为中国的加工贸易很大。

现在，我们更关心宏观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并没有过热不过热之说。因为，夏天到了，肯定要比春天热。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变化了。最近有由热转冷的趋势，说明现在国内的经济并不好，所以国内的需求在下降。但是出口没办法下降，因为企业的生产能力还是很旺盛，在国内卖不出去，只能削尖了脑袋出口，这反映出经济正在走下坡路。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消费品价格增长并不快。这就意味着厂商不敢调价，但他的生产成本在上升，所以利润空间下降，企业盈利空间下降，亏损的数量增加，亏损的程度恶化。如果这样下去，经济也就是再走下坡路。所以，我们认为经济要做一些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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