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人们还辩称，之所以要求最大程度地减少农业贸易方面的保护，与人们为何抢劫银行同理：因为那里有钱。实际上，“食品和农业政策左右着全球3/5以上的利益，不过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仅占全球贸易的不足10%，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也不到4%。”

　　另外，由于WTO框架内农产品关税的所谓“限度”（或称上限）标准比现行关税要高很多———2001年，发达国家关税上限的加权平均值为27%，而现行关税的加权平均值只有14%。因此，要想降低实际保护程度，就需要切实降低关税上限。一些显然过激的提议要求大力降低农业贸易保护程度，这些提议“尽是大吵大闹，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或许最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会从完全贸易自由化中获益。少数低收入的食品净进口国可能例外，其损失必须得到补偿。极端贫困的人口数量也会有所下降：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预计，相对于目前6.22亿人的基线水平，到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将会下降3200万。

　　在实践中，这种激进的结果不太可能出现。但现实主义者们不能将“最好”当作是“好”的反方。最起码，我们需要一个推动世界前行的一揽子计划。

　　那么现在需要做什么呢？首先，至少要就香港谈判的步骤达成一致意见。目标应是大幅削减贸易保护，现在保护程度最高的地方，也应是削减力度最大的所在。

　　其次，作为全球贸易参与者的那些为数有限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在谈判涉及的所有三个领域中作出重要贡献。这三个领域是：农业、非农市场准入及服务业。

　　第三，不必强迫贸易量极少的发展中国家作出承诺，就像已经达成的针对发达程度最低国家的协议一样。这并不意味着以有利于那些具政治影响力的国内生产商

　　曼德尔森在农业贸易方面的提议是正确的，至少这还有可能促成最终协议的签署。如果到那时他真的促成了最终协议，那么就让法国人决定让“这座大厦”（取消农业保护的影响）坍塌在他们自己的头上吧。最迟到那个时候，认识到维护全球自由经济重要性的人，就会知道谁是他们的敌人了。（FT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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