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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眼下，谩骂经济学家成为一种时尚，不是说经济学家不能批评，问题是，很难找到愿意撰文肯定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的人，这是比较奇怪的现象。由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质，中国经济学家还不是国际上那种标准的经济学家，而是改革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从改革的角度来看，他们贡献很大，但是，把中国经验纳入全球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工作，他们做得远远不够。在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中国经济学家需要和法学家、社会学家等其他社会科学学者通力合作。
中国经济学家在推进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帮助确立了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推动了多种所有制的发展、在国企改革中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方案，对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作用巨大
丁学良说“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超过５个”。这话还真有一点巧合。今年在评中国经济学奖的时候，首届的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评出来的就是５个：薛暮桥、杜润生、马洪、刘国光、吴敬琏。但在颁奖时，杜润生老先生自己要求放弃了。
不能拿海外尺子量中国经济学家
我觉得，丁学良所说的“经济学家”，跟“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中的经济学家概念不同。他大概是从理论体系，从经济学研究方法意议上说的，从是否发现了一个独到的定理、创建了一个模型等等去衡量。如果按这个尺子衡量的话，在中国可能没什么经济学，也没什么经济学家。在国际上能够拿得出手的，也就是上世纪４０年代的张培刚先生。大批出现这种经济学家，大陆目前的经济学研究还没有进行到那个阶段。
我的看法是，不要拿着海外的尺子来丈量咱们这里的事情。实际上，衡量中国的经济学家还是要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联系起来，和实践进程联系起来。
观察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有三个线索：一是高层政治上的决策、认识、路线等，二是来自地方基层和老百姓的实践创新，三是理论线索。综合这三个线索看，中国经济学家的作用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主要起作用的是前两个，一个从高层政治上往前推动改革和发展，一个从老百姓的实践上推动改革发展。理论只是服务于前两者。现在有人说是“主流经济学家”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误导了中国改革，这实在是高估了经济学家，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如果从丁学良的标准去看的话，真是找不出什么经济学家，他说的那都是“黑板经济学家”、“教科书经济学家”。说实在的，学院派的那些理论家在中国起的作用非常小。
中国的理论家情况非常特殊。一些活跃在学院以外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要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上来看的话，经济学家这个群体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你绝不能说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他们是无愧于自己时代和自己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真正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家的主流。中国经济学家既不像一些人说的作用那么大，但也不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不堪。
还有一些人认为经济学家有话语霸权，乱说话，火得过了头。这里的情况就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
其一，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是第一要务。在这一大形势下，经济学家的话可能显得比其它学科要多一些，媒体、大众和官员也更加关注一些；其二，如果说经济学侵犯到了别的学科，存在“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应该是学科竞争的结果，也是经济学家集体努力的结果，无可厚非；其三，确实有一些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经济学家利用自己的话语权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恶意炒作，谋取私利。但这是极个别的现象。
中国经济学家独有的幸运
中国的经济学家根本不能用主流、非主流、异端这些词来衡量。截止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只有一类，那就是：中国改革经济学家。或许以后会出现丁学良所说的那种“标准的”“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家，但还需要一个过程，不能太急。
当代中国，两大任务，一个是发展，一个是转型。实际上转型的问题上个世纪５０年代的老一代经济学家就开始考虑了。那个时候最杰出的是孙冶方，还有广东的卓炯，到六七十年代应该是顾准。他们已经开始探索中国人自主的经济发展路子、社会发展路子，反对照搬斯大林模式。
从７０年代末以来的近３０年，中国经济学家在三个方面对中国的改革做出了贡献。
一个是关于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在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前，经济学家里面，像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高尚全、吴敬琏、刘国光、董辅、谷书堂、何伟等，包括一些海外的经济学家，都对我国经济运行体制，尤其是关于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体制的设计上面，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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