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和大众以痛骂经济学家为乐”的时代，一个经济门外汉所创办的《经济学消息报》不仅为国际国内顶尖经济学家提供了舞台，它本身也数次成为经济学界的“风暴眼”。
文/陈艳涛
高小勇有一份“无钱无势”的报纸。
无钱，是说开办之初，它的财力对未来几周能否出版都没有把握；无势，是说它除了有些作者、书生，以及订户外，别无依靠，至今仍蒙当局“法外开恩”存活。就是这样一份报纸，却在一两年内，数次成为经济学界的“风暴眼”，众多著名经济学家相继登场，激烈交锋。在短时间内，它确立了在中国理论界和决策界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经济学消息报》这个让国际国内顶尖经济学家以观点登台的舞台，还衍生出一段段高小勇与众多声名赫赫的经济学家之间的恩怨情仇。
一个人，一份报纸
学中文出身的高小勇当社会新闻记者时，觉得经济学家以说经济的形式来做社会批评很自由，而且这种批评还更有分量，所以就想办一份这样的报纸，来“想说就说”。他的第一个舞台是《经济学人周刊》，却在办了8期之后就被停办。被上面批评为“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发行方式恶劣”。在高小勇眼中，《经济学消息报》经历过几个过程：
报纸筹划和开办之初，高小勇的想法是“名人办报”。集结了众多大牌经济学人。这一时期，他约稿的思路是：只要是名人，文章的水平不考虑。在当时，这种今天看起来有点可笑的思路，却打开了一片天地。名人效应让《经济学消息报》迅速成为经济领域的一个亮点。1994年，《经济学消息报》的“诺贝尔大追寻”首创国内媒体的一项纪录：在林毅夫等人的帮助下，高小勇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赴美国面对面地采访了十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一事件甚至被一些新闻教科书作为一次新闻实践的成功案例。直到2000年，江泽民在接受CBS著名记者华莱士专访时，还提到这一事件：“前几年我们的一位记者采访了美国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约有八九位吧，他们都赞扬了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其中包括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些持不同经济观点的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 ——这一次的采访成为《经济学消息报》的一个里程碑，也成为高小勇本人进入“经济学人”行列的一个开端。
但在11年后回忆起那段经历时，高小勇却坦率承认：作为这次采访的策划、组织和实施者，当时他还是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而采访，不过是来源于他偶然的胡思乱想。甚至，12位诺奖得主讲了什么，他都既听不懂，也不感兴趣。几年以后，在深入了解了更多经济学理论之后，他才真正理解了他们说的一些东西，甚至开始不同意其中一些人的看法。但无论怎样，在当年，高小勇此举，颇有“站在巨人肩上”的意义。
1995年以后，高小勇不满足于仅仅是名人办报，他开始有重点地将作者目标集中在一批更年轻，也更有科学实力的中青年经济学家身上，如林毅夫、周其仁、樊纲和留美经济学家杨小凯等人。这些经济学家们普遍有西方留学背景，热心于经济学方面的“西学东渐”、“洋为中用”。与开办之初相比，报纸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但从1997年开始，高小勇对此前《经济学消息报》上那种宏大叙事、宏观分析、似是而非的纯理论文章和来稿感到厌倦，他陷入苦闷之中，甚至跟朋友朱锡庆教授抱怨说，不想办这种报纸了，“没意思，就像天天看人算命，滥用感情，干这个还不如去杀猪当屠户有意思。”苦闷之后，他开始对报纸的风格做了大的调整，摈弃了只有政策建议却没有分析，与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的现象严重脱离的文章。于是，原先作为主力作者之一的政府机构研究人员的来稿渐渐少了，挖掘了一大批尚未出名但有想法的青年学者。如今的《经济学消息报》不再像从前那么热闹，但高小勇却说宁愿要这种宁静。
读文学的高小勇，却一度在国内经济学界影响很大，张五常因此提出“经济学需要学吗？”这个古怪的问题。而多年前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开了个“均衡点”专栏的樊纲，则让高小勇知道了一句颇让天下经济学家骄傲的名言：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那颗明珠。这颗“皇冠上的明珠”如今多少有点晦暗，用高小勇的话来说，今天，是“媒体和大众以痛骂经济学家为乐”的时代了，站在这样的时刻，回望所来路，高小勇颇为感慨。
[1] [2] [3]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