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钢明在近日召开的“县域经济研讨会”上表示：“县域经济问题就是宏观经济问题，因为县域经济搞好了，‘三农’问题也就搞好了；‘三农’问题搞好了，中国的问题也就搞好了。”为了参与这次研讨会，许多贫困县的官员们集体进京，毫无疑问，“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再一次点燃了他们脱贫致富的希望。
县，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行政区划概念。“导扬风化、抚黎民、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养鳏寡，恤孤穷，务知百姓之疾苦”，这是古代“县”的主要职责。到今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壮大地方经济，则是“县”级行政单位的最大主题。截至2001年，我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2861个，全国县域的国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3%，县域内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3.3%。然而在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县域经济GDP只占全国的50％左右，人均GDP更是只有2500元。
有道是“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县域”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县域”的稳定发展，也不可能有全国的稳定和发展。从实践来看，中国的和平崛起，如果没有县域经济的支撑，将很快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贫困县的扶贫资金被省市层层克扣，县里的存款被大城市调去支援建设，四大国有银行改革的结果，是县里只能存、不能贷，毋宁说农民贷不到款，就是一些县乡中小企业也分不到一杯羹。这就是县域经济面临的发展环境。 可以说，“县域经济”已经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县域经济”被遗忘的结果，是政策供给集中在大城市。“县域”在许多人的视野中，似乎一直都被看作是大城市发展的“外部性”甚至“副作用”。许多地理位置欠佳的县域，正是在这种政策环境中，经济变得停滞不前，财政开始入不敷出。有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低于50的县占到96.5%，三分之二以上县（市）的综合发展指数还不到30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县域经济”两极分化，何尝不是源于长期以来我们对“县域经济”的轻视和遗忘。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发展中，中国县域经济形成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农村性。国家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的三农政策，但这些政策，却仍然是“城市的政策”。正如三农专家赵国如所指出的，“农业、农村、农民”是一个泛主体或无主体的客观问题，它由各级负责，但“大家”又都可以推卸责任。这直接导致许多农村政策被形式化，被居住在城市的决策者截留在“文件”上。县域经济，作为一个有明确责任主体的区域经济问题，如果能够真正被重视起来，那么“三农问题”，作为县域经济的题中之义，自然也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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