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中国经济界和学术界，郎咸平堪称一个炙手可热、叱咤风云的人物。郎咸平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人物，里面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郎顾之争”初期，主张停止国企产权改革的郎咸平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稍后虽有部分经济学家联名支持，但依然盖不过主张通过产权改革建立市场经济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声音。可就在此时，顾雏军出事了。本来，顾之被拘并不能必然或全面印证郎的正确，这本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只要晓之以理，郎就不会有太大市场。“巧合”的是，此时媒体又抖出了部分主流经济学家智力参股的“丑闻”。这一下，“运气”的天平完全倾向郎这边，对经济学、法学并不理解的网民开始大举鼓噪，一些传统媒体更是推波助澜。就这样，郎成了大众利益的代言人，国有资产的守护神，一个敢于说真话的英雄。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则被冠以“集团利益的代言人”而显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尚未取得最终成功，但20多年来坚持的方向还是正确的，那就是，改变产权以建立市场经济。当然，完善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而法治是以限制权力为核心的，国有资产流失等等问题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人治作祟、法治不彰造成的，也就是说，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国内一些有见识的经济学家一直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要同步进行，无奈他们不是决策者。
正是由于权力无法有效制约，官商由此勾结，部分经济学家也自甘堕落，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此极大的愤慨。郎咸平看到的问题是存在的，甚至是严重的，但郎以这些问题为“把柄”，否定通过产权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好像这些问题全是因为产权改革本身造成的，并把自身打扮成良心的代言人，利用民众的情绪来推销自己的不成熟的乃至错误的观点，这就造成了极大混乱。中国社会所蕴藏的社会矛盾造就了知识狭碍而片面的郎咸平。郎咸平对于“国退民进”的抨击以及中国国有企业缺乏信托责任的指责应者云集，在理性屏蔽的激情下以及保守主义的趁机附合下，MBO受到一边倒的批评，这一切均导致了中国丧失了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
郎的若干核心观点，如西方的精髓是信托、信托能挽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以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为例)、中国现阶段不适合民主、民主是强盛的结果不是强盛的原因、中国股市治理最根本的是需要严刑峻法、中国的强大需要极端威权主义、全民纪律(以香港、新加坡为例，并以东南亚各国为反面教材)等等，这些无不反映其“财会专家”的狭碍眼光。以下我将一一详细阐述。
到底应该“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
首先，有一个大事大非的问题需要定位，那就是对于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论(这也是郎咸平多次间接和直接提到的)。这里借用秋风先生的表述：实际上，对于一位民营企业家来说，现实是痛苦的。最有利可图的市场是高度封闭的，要进入市场，就需要打通权力关节；最重要的要素，如土地、信贷资金由政府控制，要获得这些资源，就需要寻求官员的照顾；政府也制定了种种监管规章，建立了种种监管机构，其监管倾向本能地偏向于国有企业而不利于民营企业。因而，民营企业家必须支付监管租金，换来监管机构的“豁免”，减少各个政府部门的“骚扰”。我说这些不是要为某些民营企业家洗脱清白，而是想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真正原因，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更需为人们所关注。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过，国有企业的效率的高低不是问题的关键。于竞争领域，在一切条件都平等的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必然的，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代理链条过长。从理论上说，国有企业真正的出资人是人民，政府作为权利行使代表者，又可进一步授权于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作为权利代理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又进一步以信托的方式将国有资产交给职业经理人代为经营。朗咸平认为，只要信托责任能激活，国有企业的效率就不成问题。遗憾的是，信托只能解决资产运作中的部分问题，而如果出资环节出了问题，如出资人责任不到位，那么所谓信托也只是无源之水。这些问题表现有两方面，一是政府权力滥用，二是政府渎职不作为，这种对权力的监管恰恰是法治和宪政的任务。
实际上，国有企业问题不是中国独有，北欧一些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郎的主张是克隆新加坡的威权主义监管模式予以解决。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技术问题可以克隆，而法治环境是无法克隆的，威权主义看似很有效率，但这个“威权”又由谁来监管？谁来保证权力不会寻租？代理链条越长，权利界限明晰的程度就越弱，要强化权利界限明晰程度，付出的监督成本也就越高，按照科斯第二定理，权利界限明晰程度与资源配置效率是成正比的。最要命的是，在现有体制下，“全民”要想对自己所有的资产行使真正的支配力，并对财产权利代表者、管理者、经营者形成有效的监督还不大可能。而国企领导永远是国家干部，国企永远没有最后的负责者，因此即使加入信托责任，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要么造成经理的恣意妄为，要么让他们成为政府的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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