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另一方面，现实中有不少国有企业表现似乎非常抢眼，效率奇高，年年利润、税收双丰收。但其实，这种“效率”是通过政府直接或间接的保驾护航达到的。例如前面所说的行政垄断，又如在信贷方面的优惠政策，准确地说，这是国有企业在吸收全社会的血液来谋求自己的发展，效率焉会不高？而这样的代价也是惨烈的。这一方面会诱发金融风险，一方面又导致经济体制的畸形，甚至产生直接盘剥普通老百姓的恶果。石油、电信的垄断利润中有多少是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掏出来的？长此下去，经济看似高速增长，其实暗藏“后发劣势”效应，会有崩盘的危险。已故著名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曾多次批判了这种“国家机会主义倾向”，如果说国家曾经运用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那么在追求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今天，国有企业不能再次以牺牲其他群体(如农民、普通市民)为代价来充当经济发动机的角色。
真正的解决之道，还是回到产权改革。当然，“国退民进”不是将国有资产一卖了之，而是保障交易在一个公开、公平的环境下进行，既然卖的是全民的财产，就要让老百姓有知情权，让老百姓知道这笔交易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是卖了还是送了，以及卖了以后回收的资金将用于何处，是用来投资基础设施，还是用于福利教育，又或者是再次投资别的企业。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适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让法治、民主的力量斩断官商勾结的黑手。国有企业变卖，国有资产应退出与民争利的竞争领域，至少将国有企业的股权分散，改变一股独大的状况，国家将回收的资金投入到非竞争性的、却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积极开展海外竞争。说白了，就是让国有企业去赚外国人的钱，不是回过头来赚国内老百姓的钱。
因此，现在不是要否定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而是需要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而郎咸平却指向了错误的方向。至于某些左派同志呼吁对已经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进行清算，则更是一种危险的政治诉求。作为一名学者，或者说，作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郎咸平语)，绝对不应该为了推销自己的观点，妄言“我的失败就是国家的失败”，更加不应在宣传策略中采用政客的伎俩，这种激化民众情绪并使之演变成社会冲突的做法，不仅无益于任何人，而且这本身也是卑劣的一种表现。
什么是法治？
正如我在不同场合所指出的那样，朗咸平对于法治的理解近乎肤浅。“严刑峻法”与“全民纪律”涵盖了郎氏对这个问题的全部理解。
这里首先需要辨明一个关键问题：什么是法治。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其实更多是一种紧紧围绕公民与国家主体关系、权利与权力互动关系的理念。其核心含义有三：其一，法治的主体只能是人民，有法必依之“法”，必定是民主制定之法，是具有大众道德基础的良法；其二，法治的客体是“国”，它首先是国家机器意义上的国，换言之，法治首要治理对象是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员，然后才是“民”，法治的精髓在于治权；其三，权利、自由保障制度的确立和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公民的权利意味着国家的义务，公民自由则表征国家行动的禁区；公民仅在法定的、正常定量的范围内负担义务，非明确的、模糊的义务不得强加于公民头上。法治的核心理念(当然这并不能穷尽法治的一切含义)可以浓缩成以下几个特征：善法之治、权力制衡、权利保障和社会自由原则。
财务学出身的郎氏不理解其中真正含义倒也不足为奇。他以一个外行人的眼光发现了西方的“全民纪律”现象，由此误以为只有依靠严刑峻法方能保障人的良心，并使之与威权主义天然结合，共同构成了他的思想基础。西方的法治史，其实是一部制衡权力的发展史。从古希腊的城邦与国王的分权，到古罗马的市民社会，到中世纪的教会与世俗国王、分封诸侯、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权力博弈，最终催生出人类历史上首部约束王权的〈权利大宪章〉。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少数弱中央时期，人民的言论自由和民间思想得以一定程度的存在和流传，例如春秋战国、盛唐时期，但中央长期集权的历史最终没有培育出可供法治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市民社会。
西方的法治发展还与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在宗教的影响下，国王必须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使得西方民众对法律有一种近乎狂热的信仰。民众信仰法律，法律的作用是治权，民众的权利得以最大程度的保障，又进一步促进了人们的法律信仰。尽管历史上有自然法与实证法之争论，但是依法办事是西方人的不言自明的行为准则。在中国，法律向来被视作实现某种目的的一种工具，特别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工具。在这样的语境下，严刑峻法与全民纪律与其说是法律信仰，不如说是权力信仰，与西方不同的是，纪律不是公民出于“社会契约”的自我权利让渡，而是出于臣服于强权的结果。
中国究竟需不需要民主和法治？
首先应当厘清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民主与法治通常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法治的核心是治权，专制政治与法治是对立的，因此法治必然是民主政治。权力是傲慢的，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民主才能为法的真正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同时，法治又通过权力制衡、程序规制等方式保障民主的实现。当然，民主与法治之间也存在矛盾关系，民主本身是用来支持法治的，但是，多数人的意志也有可能无恶不为。在战后德国，由于对因民主而带来的法西斯的恐惧，法治的力量得到加强，民主的力量反而被削弱。为了使民意及其代表机关限制于宪法框架内，违宪审查机制应运而生，使之对民主运作产生一定程度的约束，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法治与民主形成良性互动的社会。
朗咸平一直认为，民主是一个国家强盛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以东南亚一些国家走向“民主化”后所产生的乱像作为佐证。他更进一步认为，西方法治的核心是全民纪律，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起步阶段，威权主义都是必不可少的，他又以卑斯麦时期下的德国、60年代的香港以及新加坡在“威权主义”下的成功为范例。
应当承认，威权主义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实际上，在一定条件下，的确只有威权主义才能够挽救一个国家。就以德国为例，不仅仅卑斯麦时期采取铁血政策获得了成功，在希特勒时期也同样获得了成功，二战前的德国，是第一个走出经济大萧条阴影的欧洲国家。苏联在计划经济集权体制下也获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而卫国战争也是在这样的体制保障下取得胜利的。台湾在经济起飞阶段，也是类似的体制。这让我们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后发国家或地区要想在短期内获得跳跃性发展，威权体制是不可或缺的。这其实很容易理解，任何一种体制都自己的制度惯性，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如果说原来的体制不适合国家的发展，就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统筹权力去扭转发展方向。显然，中国改革开放也是在类似的背景下启动的。
如前所述，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似乎表明，法治、宪政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是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确切的说，法治的进步可能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附带现象”(epiphenomenon)。鼓吹这一观点的，郎咸平绝对不是第一人，Kanishka Jayasuriya氏早在1998年出版的《亚洲法律、资本主义与权力：法治与法律制度》一书已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与此相反，另一项研究(Katharina Pristor and Philip A.Wellons《法律和法律制度在亚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960—1995年>，牛津大学1999出版》却否定了此种观点。研究首先肯定了一些国家(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等)强权政府在一开始对经济秩序发挥的作用。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其中一些国家都开始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尤其在经济不断增长并变得愈加复杂后，新出现的利益集团产生了依靠法律治理私人交易的压力。它的结论是：法治与经济的链条是双向，法律影响经济发展，经济也影响法律发展。
许多人把东亚发展模式归结为“非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这种思路和结论无疑是简单的和武断的。为了发现社会内在规律，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必须区分政治制度对于市场经济的短期后果和长期后果。以下熊彼特的一段名言可能能够揭示其中的奥妙：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内能够充分地利用其可能性实现最佳效果的制度(任何制度，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其他制度)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仍可能劣于一种任何特定的时间内都做不到这一点的制度，因为后者不能够这样做可能正是它长远表现的程度或速度的条件。”
由于民主政治总是伴随着平等协商、集体投票、共同决策等复杂的政治程序，因此用民主政治解决公共事务的方法，就短期效应的实现而言，速度可能较慢。但是相对于非民主政治，民主制度能为经济发展和公共决策提供平稳、安定的平台，使社会矛盾能在缓和的程序和正常的利益表达中得到缓解，避免社会动荡和矛盾激化。在专制政治下，十年甚至几十年的良好经济业绩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个庞大而落后的国家，“必须几十年接着几十年地成功，并不间断地保持良好的经济运行，才能成为发达国家”。托克维尔对此也谈到：“不错，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地区，集权可能把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集结起来，但将损害这些力量的再生。它可能迎来战争的凯旋，但会缩短政权的寿命。因此，它可能对一个人的转瞬即逝的伟大颇有帮助，但却无补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繁荣。”正由于集权政治具有短期的明显优势，对于缺乏审慎、远见的人的迷惑性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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