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面对面接触，很难想象一个影响中国高层决策的学者是如此热情张扬，丝毫看不出经济学家的谦和与冷静。特别是在听他演讲时，他的激情很容易让台下的听众也跟着激动起来。
张扬的语气，年轻的神态，很难想象他已经52岁了，更难想象他是个严重的糖尿病患者，需要整天在腰上别着胰岛素泵。五十知天命，但为了完成手头关于“农村路路通”的课题，他一直在农村调查。
他说他“最想的就是休息”，但又不敢也不甘心停下来，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身体会垮。他的父母也多次提醒他：“你研究中国如何可持续性发展，怎么不研究研究自己怎么才能可持续性发展？”
说起这些，胡鞍钢笑笑：“我现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十年农民和工人生涯
1950年，刚从上海交大毕业的一对年轻人，抱着建设新中国的想法，来到辽宁鞍山，并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3年后，胡鞍钢呱呱而生。
5岁时，胡鞍钢随父母来到北京。由于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就能够读到当时还是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1966年6月，胡鞍钢刚刚小学毕业，还来不及参加初中统考，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9年9月，年仅16岁的胡鞍钢同近十万名北京知识青年一起奔赴北大荒，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农工。
在北大荒，胡鞍钢一干就是7年。胡鞍钢亲眼目睹了农村生产力之薄弱、文化之落后，亲身体验了农民生存之艰难、生活之贫困。“当时我总在思考：中国为什么‘一穷二白’？中国如何摆脱贫困落后？然而，由于知识的贫乏，我总也找不到答案。”
他当过炊事班班长，每日凌晨即起床做早饭，一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但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胡鞍钢还拼命读书，所有当时能找得到的书籍，都被他千方百计地找来。此外，他还偷偷地自学数理化，在报纸的余角处演算习题。“农村常常停电，我点上煤油灯，以被子作书桌读书学习”，胡回忆说。“‘我要读书’是潜在我心底的强烈愿望，但我不敢奢望上什么正规大学。”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给了胡鞍钢新的希望。当时他已到华北冶金地质勘探队工作，领导劝他不要考大学：他可能列在“文革”后第一次“长工资”的名单中。胡鞍钢回答说：“我只是小学文化程度，考不上去。”没曾想，1978年底，他接到了唐山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一纸薄薄的通知书，包含了胡鞍钢近10年农民和工人生活的痛苦磨练，以及惶惑、坚定与奋进的曲折历程。“我是普通人，但我这个普通人是树立了人生目标的。做人要立雄心，树壮志，踏踏实实工作。这是我十几年前说的，现在我还这样告诉我的学生。”
他的学生说，胡老师几乎每天都泡在数据里面，不停地算，他的很多报告中测算数据的时间跨度甚至能超过100年。
国情专家
本科、硕士毕业后，1985年，胡鞍钢进入中科院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在院士周立三教授领导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做课题。“国情研究”，从此成了他20年学术生涯的关键词。
1995年，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资助”，他是经济科学领域唯一获得资助者。同年5月2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胡鞍钢现象说明了什么？》的评论文章，说：“胡鞍钢曾经上山下乡，到过北大荒插队，实际了解到了中国农村的贫穷和中国农民的内心世界。这使胡鞍钢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今天为中国走向21世纪的发展过程出谋划策时，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而不至于在书斋里纸上谈兵。”
2004年10月，当期出版的美国《世界商业评论》公布了《2004年中国十大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在这本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主编的杂志上，胡榜上有名。
1999年，胡鞍钢牵头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同年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几年下来，该中心已成为北京高层决策的重要脑库之一、国内外颇有影响力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时至今日，胡鞍钢认为1989年初发表的中科院第一号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才是他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代表作。他作为报告的第一执笔人，系统分析了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如人口、环境、资源、粮食，提出了这些矛盾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中国要搞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不能重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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