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提出：中国长期发展战略的模式应当是“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即保证整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赖以生存的生存基础和发展能力构成破坏和障碍，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篇报告被当时领导人所传阅，包括由小平同志的女婿张宏转交给邓小平看过。” 胡鞍钢说。1991年，邓楠专门邀请胡鞍钢等人撰写了大型国情系列政论电视片《震撼的回声》。
2003年春，非典肆虐，胡鞍钢关于“非典”与“后非典”时期的国情分析不时见诸报端，他清瘦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作为“非典”时期出镜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有人说胡鞍钢爱出风头。
“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有社会需求，有总理的需求，有部长的需求，有省长的需求，还有老百姓的需求，那么，就是你的知识有外部性，让别人受益。如果这个知识可以让别人受益，我就出这个风头，我认为这个风头就出得很好。”
胡鞍钢说，“一场危机来了后，作为知识分子，需要向社会提供知识，而且是有价值的重要知识。这一点，我做到了。”
为民众鼓与呼
1994年5月，胡鞍钢和中国科学院刘东生、孙鸿烈等六位院士赴中国最贫穷的贵州等地考察。
考察的结果，“令我震惊！这些地区比我25年前插队的农村还要落后，而且大多是少数民族地区。我的心灵受到强烈冲击，立志要为改变这种落后愚昧的状况大声呐喊。”胡鞍钢说。事后，他在调研报告《贵州现象呼唤政策调整》里提出：“领导人不仅要南巡，还要西行。”而他自己，为这篇调研报告行程超过3000公里。
“我从骨子里就认为‘实事求是’是我的宗旨。北京的很多学者坐在学术机构里不出去，怎么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老百姓想要什么？现在城里都喝法国矿泉水了，西北的农民喝的还是苦碱水。所以，我强制自己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基层调查研究。”
但这种辛苦对于他是可想而知的。一个严重依赖胰岛素的糖尿病人，却从来没有过周末休息日。糖尿病人的饮食控制要求非常严格，但他每次出外开会，都不提要求，并且总是吃完后便匆匆回房准备资料。作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学者和博导，他的博士生经常只能靠Email和他联系，他也不得不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一天不看，邮箱也许就爆满了。
“好几次，他在看邮件时太累，头疼，然后就晕了。醒了他下次又这样，没有运动和休闲，唯一的休息就是晚上回家睡个觉，我们都心疼。”秘书孔小姐对自己不能更多地帮他很是内疚。
从“十五”计划中的“村村通”到他现在研究的“路路通”，胡鞍钢把更多的研究时间放到了民生问题上，“‘村村通’的意义是你无法想象的，以前农民出去打工，几年都不能和家里说句话。而现在他可以随时随地跟家里打电话。”
但胡鞍钢对中国农村的未来还有更大的期望，这种期望让他自觉地寻找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他自觉地扮演了“挑刺者”的角色，不满社会发展中的短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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