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以此而大摆明星作秀道场。
监管之秀
也许中国社会需要郎咸平这样的人物，以便有一股力量形成对那些“过分者”的制衡，社会需要这样制衡着往前走。
这种力量更多地来自当前国有体制改革的另一面——对国有资产的监管。“郎监管”就是这支力量最有支撑力的分支之一。这支力量的每次搏动，都激发起整个神经中枢的兴奋。
据消息灵通人士介绍，就在郎咸平接受此次河南之行邀请后，很快就接到来自河南省国资委的邀请，并抢先把郎咸平请到省国资委作了相关主题的报告，而此次神秘的行踪安排，河南省国资委却没有请更多的媒体列席。随后传出的有关消息得知，郎咸平与国资委方面沟通得“很好”。
如同“超女”火爆一样，郎咸平的广为关注且争议不断就在于他敢用严密数据和逻辑推理挑战精英们此前的定论。尽管这些定论此前有人已经识破，但真正敢于迈出这一步的却只有郎咸平。
郎咸平说：“我和烈士林觉民一样都是为了信念而工作的。”因此，即使遇到再大困难，都会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自己的研究工作。郎咸平的这种价值观，激发他继续游走及布道，并找到明星的感觉。
对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经济体制变迁是让产权配置尽快进入有效率的状态，这个转变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国有资产的产权再确认。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必然会起作用——一部分人会先占据资源。这会面对道德和伦理层面的挑战，但这注定是一个无法评价的问题。谁都很难在这个时候站在郎咸平的对立面而取得民众的支持，因为大部分民众在转制和资源重新分配过程中一定是处在弱势一方。
郎咸平理所当然地成为“弱势一方”的代言人，虽然此前他一再强调：“我绝不是在为某一阶层代言，我惟一的目的是，呼唤寻求一个公正的、制度化、法治化的环境。”但已明星化的他根本无法改变众“粉丝”潮涌的趋势。
西方的产权配置经历了血腥残酷的圈地运动。这些产权确认进程放在历史的潮流中是无法评价的，因为在那个历史阶段惟有如此才能完成产权有效率的配置。圈地运动固然血腥，但是任何历史学家、即使是马克思和列宁都不会否认圈地运动对人类历史进步的巨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用历史的长焦审视中国当前的产权变革进程，那么其所蕴含的复杂、深远、曲折的特定历史价值和功过评论在许多年后才能真正显露出来。
“我们当然需要改革，MBO就不能称之为‘改革’。这是一种最可恶的盗窃国有财产的办法。我们是职业经理人，借了国家银行的钱，把国家股用最低的价格买回来归他自己所有，这不是MBO，他哪里有资格买？谁受贿了？国家亏了，上市公司亏了，你自己赚了。”针对当前改革，郎咸平直言不讳。
不过，也有经济学家表示，随意夸大国资流失现象同样是不负责任的，真正有公众良心的学者应该呼吁加快推进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和产权交易监督在内的配套改革，建设充分竞争的产权交易市场，尽量减少改革阵痛中对弱势群体的伤害，维护他们的利益，这样才能尽到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
何时收场
郎咸平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个性在台湾和香港都不被喜欢，反而可以在内地扬名。到现在我惟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站在浪尖上的郎咸平突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孤独，这也许是郎咸平当初勇斗顾雏军获得胜利时所不能料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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