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16日,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香港连续举行了两场学术演讲,就十一五规划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变革等问题作了讨论,并回答了听众的提问。
粗放经营的缺陷吴敬琏在演讲中以十一五规划开篇,并表示,最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国务院提交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标志着中国内地的增长模式实际转变。中国在1995年的时候提出来要转变增长方式,强调关键要转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
但是这些方面的改革,应该说没有完全到位。所以使得我们的增长方式有所变化,但是没有能够根本改变。吴敬琏说道。他介绍,从实际政策来看,第九个五年计划就提出了要进行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一直没有真正落实。而本届领导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理论上确立了这个问题,而且把它落实到五年规划上,从而成为十一五的突出特点。
他总结了目前对增长方式转变仍然存在的四个体制性障碍:第一是政府仍然保持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第二个就是以GDP的增长速度为主要的政绩标准；第三是中国财政体制虽然做了改变,但仍然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一半的财政收入来自这个税种,而该税种跟产值又是直接联系的,产值越高,各级政府的收入就越多；第四个问题就是对于生产要素保持着行政定价,在很大范围内是受到行政命令,价格的决定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
此外,由于重化工业创造新就业岗位的能力较差,所以在十五计划期间,实际上中国就业问题变得更严重。他说:在1980年代的时候,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能够增长0.43,而1990年代就变成了0.11了。到了21世纪前四年平均值是0.098.同时,粗放式经济增长,消耗了中国大量不可再生的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之名,可是最大的利润,却不是落入中国企业的手里。
十一五规划里面确定的战略重点,一个贯穿在里面的东西,就是要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并且要强化服务业的发展。吴敬琏说,这次十一五规划有专章讲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另外有一章是讲要发展先进制造业。结束争论 自主创新规划做好了,下一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这种转变的制度、体制和机制。用我前几年讲到高新技术发展时候用的一句话,叫做制度重于技术,或者说制度重于投入。总之,这个制度、体制、机制是决定性的。吴敬琏说。
在吴敬琏看来,服务业发展不快决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定要把这样一个制度环境建立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所有这些改革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他说,妨碍增长模式转变有体制性因素,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政府在市场里面伸的手太长,行政性的配置资源,导致价格扭曲。所以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所有的毛病都出自市场化的改革。吴敬琏此番话意有所指: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体制改革的推进不是很顺利,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人民基本福利得不到足够保障、看病难、上学难等一些问题。因此从2004年开始,就有人将所有这些问题归因于被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所误导的市场化改革。
[1] [2]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