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有时会成为历史的“晴雨表”。1947年，“X先生”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首次公开提出“遏制”战略，宣告了“冷战”时代的到来。2005年，郑必坚在《外交政策》发表了《中国向大国地位的“和平崛起”》，世界迎来了中国的崛起。
2003年7月，《外交政策》刊登的《印度能赶超中国吗？》同样成为了历史的一个标点，这篇文章是中印“龙象之争”的始作俑者，由黄亚生与当时同在哈佛大学执教的印裔教授韩太云合著。一直在研究中国问题的黄亚生从此被更多的人知晓。中国的学界、企业界对他的关注和了解主要来自于他这篇文章及2003年出版的著作《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Selling China)。
在中国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外资倍受欢迎的背景下，黄亚生指出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某些不足而非长处，甚至存在“外资依赖症”，无疑是需要勇气的；而他说印度在很多微观方面超越中国，并将是竞争对手，也引起了争议和误解，似乎他批评中国，却成了印度人的“英雄”……
很多人在报刊(如英国《金融时报》)上认识他，学生在商学院(他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听他讲课，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在他做调查研究时跟他交流，熟悉他的人还在达沃斯论坛碰见他。黄亚生在书中写道，“作为一个出生、长大在中国和关心、热爱中国的海外学者……如果我能够说服哪怕只是一位读者认识到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要性，我的意愿就满足了”，也让人对他个人产生好奇。
5月26日，黄亚生在北京参加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中国改革开放论坛举办的中印研讨会，并在此期间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
哈佛印记
黄亚生出生在一个父母都是报人的家庭，父亲黄钢是中国著名记者、报告文学家，曾任《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不过，黄亚生却没从事新闻，他更喜欢研究过去二三十年发生的事情，即使对当下也用长远的历史角度去思索。当然，在父母潜移默化下，他培养了最初对书、对学问的兴趣。像很多经历“文革”的人一样，黄亚生回忆说，“我们那一代人后来能上大学、取得一定的成就，家庭的影响至关重要。”
尽管告诫过“不要去做文学，文艺界很复杂”，但父母从来鼓励黄亚生看书。他小时候看了很多书，如西方文献、美国政治、雨果等，后来才看了父亲黄钢的代表作《永不消逝的电波》、《伟大的变化》、《亚洲大陆的新崛起》等。黄亚生的爷爷黄负生是中共一大时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毛泽东曾称赞“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与革命家的父辈相比，黄亚生说，“到了我们这一辈，我现在在商学院，我哥哥是投资家(黄晶生，原软银亚洲、现贝恩投资董事总经理)，确实某种意义上讲是‘背叛了’他们……”
但传承还是有的。黄钢写过一篇有影响的社论《美国总统输了》，批评美帝国主义，2004年11月，黄亚生也写了一篇关于美国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的文章，论及他如果当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算是对父亲做了一次专业上的致敬。
1981年，黄亚生到哈佛大学读本科。他最珍视的是在哈佛接受了西方人本观念的熏陶，在设计及评估政策、制度时，要看是否尊重个人的权利、是否符合个人的福祉。他当时“洋插队”生活艰辛，课余在食堂、图书馆打工。他还当过校园警卫员，夜间巡逻，人家都在开Party，他只能旁观，社会地位的反差对他刺激强烈。饶有历史意味的是，他想起小时候，如果父亲有朋友来访，他也在外头站岗……
哈佛校徽上只有一个词：Veritas(拉丁文的“真理”)，黄亚生觉得这就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同学很多都去了华尔街，但他不喜欢应酬，选择了做学术研究。他在商学院做教授，用数据和案例研究分析中国社会及经济，很快就成为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之一，是CNN常邀评论员，并曾在“吉姆莱勒新闻时间”和“晚间时事”担任客座嘉宾，俨然像个学术明星。
他自嘲道，“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上电视，我现在再也不去了！美国的电视庸俗得不得了，找我基本就是谈中国(比如台湾问题)，不在乎你研究什么，还断章取义，把我们当猴耍……”他最近一次上电视是在美国公共电视台(PBS)深入探讨中印比较。现在，他更愿意给《金融时报》写文章。“以我的个性，我绝对不追求出名，但如果能出名的话我也高兴，我不是清教徒，无所谓，我最终是希望把学问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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