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FDI外资崇拜
在以FDI和中印比较研究奠定自己的学术地位之前，黄亚生的研究课题侧重于政府政策与制度问题，尤其是过渡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96年，他出版了《中国通货膨胀与投资控制管理》一书。他是最早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国际知名企业的学者之一。
相比诸多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者钱颖一、李稻葵等，黄亚生说，“我可能更注重跟实际接轨、实地考察，到企业去跑，跟企业家、地方政府官员交谈，从中得到灵感。”他曾经在书中写道，“对中国的认识必须超越一位匆匆过客，或者就要亲自体验体制的重负。”
从1998年开始，黄亚生多次到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广东等实证考察，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研究FDI时，他和助手三年间在北京、香港、汕头、上海等做了多次访谈。每次到清华、复旦、云南、中山大学讲课，他都尽量要求安排企业家座谈，或者到企业看一看。他还设计、搜集大量调查问卷，把“企业家的声音”作为重要参照。
“在路上”的黄亚生收获沉甸甸的。他在苏州发现民营企业家拿不到贷款、产权得不到保护，而一街之隔的国有企业却资产闲置，资金浪费。“如果仅仅从经济模型来研究中国的外资问题，而不到企业考察，结论完全不会像我的观点。”他对自己的研究满意，“外资是上世纪90年代一个新的宗教，国内外都有一种外资的崇拜，当然我不是说把这宗教完全推倒了，但至少稍微戳破了一些泡沫；另外，中印问题我说得比较早，我也觉得欣慰。”
黄亚生认为，中国(FDI东道国)“外资依赖症”并非外资太多，而是内资太少，不合理的金融与法律体制束缚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从而使外资趁虚而入，他还说中国金融业不向内资开放是“自杀行为”。这些观点不可避免地成了异见，也被误认为“反对外资”。他经常听到的一种言论是说他“不了解中国”。
黄亚生的外资研究架构比较新颖，“你不能只看FDI、出口增长，也要基于中国很多微观、感性的认识……所以大家都在对中国经济唱赞歌的时候我不愿意唱赞歌，我看到的统计研究的结果是生产力指标都在下降，与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惊人的相似，这是挺让人担心的。”
黄亚生习惯在专业分析中用洗练的语言和形象的隐喻讲故事——他欣赏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他将中国引入FDI比作一剂药(recipe)，“我一点不反对外资，我反对的是歧视性的吸引外资，就像我不反对病人吃药，但如果不得病岂不是更好吗？吃药是要付出成本的。”
今年夏天，黄亚生将写完一本有关民营企业的新书，名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希望改变一下很多人对过去改革开放的看法，其中会谈及上世纪80年代被低估的地方——他发现80年代私营企业家融资比90年代更宽松。
宣扬印度是为了刺激中国
当黄亚生2001年就写《中国应该不应该向印度学习》时，很多印度人都觉得是天方夜谭，并没想到中印差异和前景的比较会成为国际上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也没有想到他会“在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中获得赞誉”(印度记者语)。黄亚生第一次去印度是在2004年，当然，之后他对印度的兴趣和去的次数就不亚于中国了。
经过一系列争论，中印比较已经达成一些共识：中国宏观经济强于印度，但微观竞争力比印度逊色，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发达，但印度的软环境相对完善，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是“全球办公室”……黄亚生说，以往搞中印比较的人基本上偏向于中国，他2003年那篇文章起了良性的作用，“并不是提供了答案，而是提出了问题，很多人带着问题去印度，回来也许说我们有道理或全是错的，能起到这个作用就行了。”
黄亚生是从印度制药行业开始神奇之旅的。当时他在哈佛教一门国家发展课，从制药案例发现印度本地企业做了很多创新，这就对中国产生了镜像价值：印度经济增长率不高，但是在竞争性的环境里培养了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中印比较就突出了体制的重要，中国很多方面都比印度强，除了体制。”
《财富》称，“把印度跟中国比较，对印度而言算不上一种恭维”，黄亚生同意这种说法，但觉得有点太刺激了。他说，中印比较说明中国没有做好，本来中国完全可以超越印度，但提出印度能否赶超中国这个问题，说明印度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印度金融业对外开放同时对内开放，本土私营银行比花旗表现优秀。媒体把黄亚生的观点解读成印度一定会超过中国，未来属于印度而非中国，他澄清道，这取决于中国下一步要做什么，是否尽快改革体制。他还明确地说，中印将来肯定是竞争关系。
他的“印度情结”已很浓郁，比起中国，黄亚生觉得跟印度的企业界、政府官员更容易接触，“这些人全球化，思想开放，即使是大资本家也可以谈社会问题、文学、宗教，我们可以进行长时间的对话，”他叹了一口气说，“跟中国的企业界可能几分钟就带过了，他们热衷谈钱，钱当然很重要，但对我来讲，人文的色彩非常重要。”
黄亚生现在关注的是软硬件设施、教育及人力资本的中印比较。2006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India everywhere(印度无处不在)”的国家宣传，也有黄亚生的功劳，是他向印度人做出的建议。
很多人对此不理解。连《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都问黄亚生——他们在达沃斯给一家印度电视台做节目，“你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你要宣传印度呢？”他说，“我热爱中国热爱到什么程度呢？我希望她有一个竞争对手。”但这种爱国是“一种非常不直接的方式”，就像古代的义士谏言国王，黄亚生也有疏离感，而且受到了年轻人E-mail的恶毒攻击，他感到很伤心。他写道，“很多勇敢的中国学者、记者和企业家冒着职业风险来推动机制改革，我们至少不要损害他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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