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尼系数面对二元结构时的局限性
基尼系数包括了所有人的收入差距，不论这个人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农村。基尼系数同样是0.4，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一个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居民的收入差距都很小，但是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很大，导致整体的收入差距变得很大，基尼系数达到0.4；另一个是完成了城市化后的社会结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异很小，差距切切实实的反映在每一个人身上，不论你是市民还是农民，面对的收入差距都是相同的，基尼系数也是0.4。
中国的基尼系数之所以这么大，主要是由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决定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1988年只有0.23，到2002年也只增加到0.319，距离0.4的警戒线还很远。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比城镇的基尼系数稍大，1988年为0.303，2002年增加到0.366，但也没有达到0.4的水平。无论是城镇内部还是农村内部基尼系数的数值都处在合理区间内，比全国的基尼系数水平低得多。居民在自己生活的范围内感觉到的收入差距是有限的，再加上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居民很难体会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虽然中国整体的基尼系数很高，但中国居民由于分布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中，实际感受到的收入差距没有那么大，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变强。
一般意义上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城镇和农村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存在极大差异，导致城镇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农村，进而引发城乡收入的差距。中国城乡生产率在1978-1990年不断缩小，1990-2004年又开始上升，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伴随城乡生产率差距的变化而变化，农村的大量资金被城市抽走。中国现有的城乡差距，并不完全是城乡生产率的体现，还包括了政府控制下的差距，政府可以利用一些财政手段和政策倾斜调节城乡差距，使其控制在人们承受能力之内，同时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这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收入差距格局。
四、基尼系数在收入结构分析中的局限性
基尼系数虽然综合了各个收入组的信息，但并不能体现出收入结构的不同。假设国家1和国家2的四等分组的收入分别为(75，125，200，600)和(25，175，250，550)，可以计算出两个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是0.4125，但是收入结构存在明显不同。国家1中最高收入组的收入是最低收入组的8倍，而国家2中最高收入组的收入是最低收入组的22倍！很明显国家2要比国家1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理论上可以证明，在基尼系数相同的情况下，低收入组的收入比重越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越高。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88-1999年的变动趋势，基本上分为两段，一段是1994年以前基尼系数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在1990年稍有波动；另一段是1994年以后基尼系数略有回落，趋于平稳。其中一些年份的比较存在模糊性，比如说，1993年的基尼系数是0.40173，1997年的基尼系数是0.40269，两年基尼系数相差0.00096，仅仅根据这点差距，很难判断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高低。因此，需要进一步的比较这些年份的收入结构。
最低收入的四个分组都是农民，将这四个分组的人口和收入加总到一起，发现人均年收入在不断提高，从1988年的394.37元增加到1999年的1711.5元，但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从1988年的26.42%下降到1999年的20.25%，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增加，但基尼系数并没有完全体现出这种趋势。1993和1997年的基尼系数虽然基本相同，但1997年低收入组的收入比重低于1993年，可以证明1997年的收入分布比1993年更加不平等。因此，在一些年份中，虽然基尼系数没有太大变化，但其背后隐藏的收入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低收入组的收入比重在不断降低，导致实际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变差，政府不能忽视这种内在的变化。
（魏杰，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全国13个省市的经济顾问，15家大型企业经济顾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等 5家学会的副会长。魏杰教授有各种经济专著20部出版，发表论文400 余篇。曾为三九集团、长虹集团等国内一批知名企业的发展规划、股份制改造、资产重组、上市募股等项目出谋划策，做了大量的指导性和操作性的工作，受到政府和企业界人士的高度赞扬。魏杰教授在经济学界是“中国经济学四小龙”（又称“京城四少”）之一。近20年来，他的学术思想一直领先我国经济改革实践，被称为“先思一步的经济学家”，又有“魏指点”的称号。作为中国经济理论界的探索者，他曾获经济学界最高奖——孙治方经济科学奖。1991年被评为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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