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贸易自由化应该是不对称的，但必须是同目前状况完全相反的不对称。当前，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存在区别对待的情况。但必须以有利于他们的方式区别对待。欧洲就启动了一项叫做“除武器外全部免税”(Everything But Arms)的计划，向最贫穷的国家开放其经济。不过，由于复杂的监管程序（原产地规定）等原因，迄今为止此项政策带来的贸易额的增加很令人失望。由于欧洲的农业仍受到限制，并得到高额补贴，因此有人将此项政策戏称为“除农业外全部免税”(Everything But Farms)。这项计划还需要进一步拓宽。这样做将给穷国带来巨大的帮助，而富国付出的代价却微不足道。实际上，发达工业国整体上会获得更大的回报，而这些国家的一些特殊利益则会蒙受损失。
事实上，贸易自由化有一个广泛的议程能够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远远超过农业）。但贸易问题太重要了，仅靠贸易部长是无法解决的。如果全球贸易体制要反映普遍承认的价值，那么有关这一贸易体制的谈判就不能交给贸易部长们完成，至少在大多数国家是如此，因为他们比几乎任何其他部门都更代表一些企业或特殊的利益。在上一轮谈判中，贸易部长就知识产权协议的条款进行了磋商。这是当今社会几乎每一个人都倍感担忧的问题。凭借格外有力的知识产权，一方就拥有了上调价格、扼杀创新的主导权。贫穷国家就无从获得救死扶伤的药品。这就是美国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及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反对乌拉圭回合知识产权条款的原因。这反映了美国医药和娱乐行业的利益，而不是这些知识的重要创造者－－学术界人士的意见。而且也没有反映出用户的利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用户的利益。但谈判是在日内瓦秘密进行的。美国贸易代表（同其他大多数贸易部长一样）都不是知识产权方面的专家； 他从制药公司接受了短训，很快就学到了如何支持这些公司的观点。协议也只反映了这一方的立场。
对贸易谈判架构进行几项改革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首先是贸易谈判的基本方式应该改变。目前这些谈判属于商业谈判。每个国家都希望为其企业争取最佳协议。这与公共政策所有其他领域的立法步骤形成了很大的反差。通常，我们会了解应达成的目标，以及如何能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当然，对这些问题可以进行磋商。在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之间常会存在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从这一争论和质询的立场开始贸易谈判，我们就能看到发展回合谈判真正的景象。
想到WTO的职责是创立反映公平、社会公正和效率原则的法律框架－－类似于我们脑海中管理经济行为的国家法规，这会有助于我们思考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我们只是需要考虑如何努力改进国内民主进程和立法，比如，通过增加透明度和其他治理改革。
透明度至关重要，因此对各种提案的优缺点进行更公开的辩论，就有机会阻止滥用特殊利益的机会。显然，如果当时的争论能够更加透明、更加公开，乌拉圭回合知识产权保护谈判中的过分行为就可能得到避免。
随著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在贸易谈判中享有发言权，人们对旧体制下四个主要伙伴国（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日本）就能敲定一项协议常常存在怀旧之情。有抱怨称当前拥有如此多成员的体系只会一事无成。不过，我们在其他领域已经学会了如何采用代表权原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组建一个能够代表不同团体的管理委员会，如最不发达国家团体、农业出口国团体等等。每个代表确保其所在团体的意见得到了重视。这样的体系要远远胜过目前的幕后程序，即部分国家在幕后协商整个或部分协议。
最后，贸易谈判必须更加突出重点。扩大议程也会将发展中国家置于特别不利的境地，因为他们没有涉足大量问题的资源。
不过，最重要的改变不是制度上的变化，而是观念的变化。所有国家都应该思考什么样的国际准则和规定能够促使全球贸易体系更加公平和高效，能够促进发展。
在15年前，人们对全球化和贸易将给所有国家带来的好处普遍存在乐观情绪。它的确给部分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不过不是全部。一些国家的情况甚至恶化了。发展本身已很艰难。不公平的贸易体制令发展难上加难。改革WTO不仅会保证我们能够获得公平高效的全球贸易体制，还会提高贸易和全球化发挥其潜力、改善各国福利的机会。
（Stiglitz为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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