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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朋荣:论私有公用制
世界经济学人ECONOMIST.ICXO.COM ( 日期:2006-07-17 11:20)世界经济学人今日最新资讯

论私有公用制--不求归谁所有,但求为谁所用     7月17日  星期一

  1、个人财产超过一定限度与公有财产并无实质性区别

  “私有”、“公有”在中国争论了几十年。仔细分析,“公有”中有私用,“私有”中也有公用。当私有财产积累到一定程度,用于个人消费的比例就会缩小,而用于公用部分的比重就会扩大。其实,个人资产超过一定限度后,名义上归自己所有,实际上为社会所用,与公有财产并无实质性区别。
  在经济学概念中,只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之分,并且,“公有制好、私有制坏”的判断,深深地印在许多人的脑海中。
  其实,如果不仅仅从财产的所有权上来划分财产,而是从财产的实际运用上划分财产,则无论公有制财产还是私有制资产,都可以分为公用和私用两种。公有财产中既有公用部分,也有私用部分;私有财产中既有私用部分,也有公用部分。整个社会的财产不应只分为两部分,而应分为四个部分。

  所谓的私有公用,是指以下几类现象:

  第一,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因财产规模巨大,自己虽然也消费这些财产,但无论怎么消费,仍然只消费其中很小一部分,更大的部分名义上归他所有,实际上为社会所用。
  第二,私有财产的所有者虽然有或多或少的财产,但自己既没有消费这些财产,也没有消费这些财产所形成的利润以及其他任何收益。他所消费的是自己的劳务收入,包括管理企业的工资收入。例如:台湾王永庆80岁高龄时,仍然管理着庞大的企业集团,而且管理得很好。他如果为别人管理这么大的企业,又管得那么好,别人会给他年薪几百万或几千万。他现在自己管理自己的企业,照样可以按照高级企业家的市场价格,为自己开工资。这样,他可以终身不必消费财产及财产收入,仅他的工资都消费不完。因此,他的利润全部用于了积累和投资,使财产越滚越大。这些越滚越大的财产,名义上归他所有,实际上为社会所用。
  第三,普通老百姓虽然钱财不多,总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积累或剩余。他们或者把这些钱存在银行,或者购买国债,或者购买股票。存单、债券和股票的持有期限,或者一两年,或者是三五年。在这一两年或三五年内,这些财产虽然归他所有,但他并没有使用或消费,而是为社会所用。这种私有公用现象,对于单个家庭来讲,可能是暂时的。比如,张家的私有积蓄公用期为三年,李家的私有积蓄公用期为5年。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就形成一个巨大的,而且越来越大的,永远不被所有者使用的私有公用财产。这个私有公用财产的典型形态就是银行储蓄存款余额。1978年至1998年3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210亿元增加到48686.48亿元。这笔财富从所有权上看当然是私人的,而且是广大的普通老百姓的,但只要不发生金融危机,只要老百姓不挤兑存款,这个私有财产的余额,就永远归社会公用,就像王永庆的财产自己永远也不会消费一样。
  第四,私有财产捐献给社会。例如,美国的股票大王巴费特向他的子女宣布,他们别想得到他的一个子儿,他要把财产全部捐献给社会。当然,这种私有公用,是通过捐献改变了财产的所有权,即将私有财产捐献为公有财产,最终变为公用财产。

  以上几种现象,都是将私有财产交给公用。什么叫“交给公用”呢?是指这些财产事实上归属于社会。从社会公益来看,从它对社会的功能和效果来看,从它对老百姓所带来的福利来看,这些财产与公有制财产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这些财产照样为社会增加就业,照样为社会生产产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照样为国家增加税收,照样增进城乡的经济繁荣,甚至就连这些财产的经营者和支配者,也不是财产的所有者,而是遍布于社会的大大小小的职业经营者。

  2、公有制财产与私有制财产的惟一区别

  我们可以说,私有制财产与公有制财产的惟一区别是,公有制财产所形成的利润归公,私有制财产所形成的利润归私。在传统经济学看来,这是公有制与私有制最本质的区别。然而,归私的利润没有或大部分没有被消费,而是继续用于公用财产的积累。
  然而,如前所述,所谓私有公用财产,是指这些财产的利润并没有被财产的所有消费,而是被积累起来,继续用于投资或生产,继续用于财产的扩张,其结果是使私有公用财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如果私有财产所产生的利润被所有者消费掉了,则这部分私有财产就不称其为私有公用财产,而属于私有私用财产。
  到此,人们马上会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这些财产所形成的利润最终都“交公”,私人辛辛苦苦办企业所赚的钱,通过劳动→收入→盈余→投资→资本→利润→利润再投资→更大的资本→更大的利润……这一运行轨迹,最后都变成了私有公用财产,这岂不是说人们都是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者吗?
  其实,人们创办企业之初,大部分都是为了很自私的目的,即养家糊口,追求享受。开始办企业时,是为了能挣点钱,维持自己和一家人的生存。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的增加,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就随之上升。比如,买汽车,买房子,甚至要买别墅,等等。
  正是以上动机,促使人们去创办企业。而创办企业的过程中,自觉地也就是对经营企业产生了兴趣,进而产生乐趣。说得更俗一些,即办企业上了瘾。这正像一些钓鱼的人,起初是为了吃鱼而钓鱼,结果上瘾了,不吃鱼也要钓鱼。甚至,钓鱼的过程比吃鱼更有乐趣。

  在人们的温饱和小康问题都已解决之后,人们之所以还要继续办企业,之所以还要不断地把利润用于积累而不是用于消费,除了办企业上瘾外,还有以下几个激励因素。

  第一,为了成就事业,实现人生价值。人们从事任何活动,包括作家创作、演员演出、经济学家搞研究,以及企业家办企业,在初级阶段都是为了填饱肚皮。肚皮都没有填饱,其他就无从谈起。肚皮一旦填饱,人们,特别是那些有强烈事业心、有远大抱负的人们,就力求成就某种事业。成就事业的途径很多,当作家写一部成名小说是成就事业;当经济学家写一部经济学著作是成就事业;当企业家建一座高楼大厦,也是成就事业。而要通过企业来成就事业,惟一的办法就是把企业办大。而要把企业办大,首先,利润不能都吃掉或挥霍掉,而是要尽可能多地用于积累,用于扩大企业规模;其次,个人的时间和精力不能都用于吃喝玩乐,而是要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企业经营和管理。
  第二,激烈的市场竞争。马克思曾把资本家进行积累的动机概括为两条:即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在竞争中,企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第三,社会荣誉感和人们好胜心里,也促使许多老板把尽可能多的资金和精力用于企业的发展。我经常去温州等地调查,与那里的老板接触比较多。每个县都有几个规模比较大的私人企业,这几个企业的老板在政府部门比较有影响力,在社会上也比较受尊重。因此,其他一大批中小老板都力求进入这几企业老板的行列。而这几个大老板依据其财力的大小,也有一个排序。如张三是老大,李四是老二,王五是老三,等等。他们几位明争暗赛,谁都希望在本县当老大,而当老大的办法就是把企业规模做大。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人们一旦进入财富积累的轨道,似乎就身不由已,你就必须把企业办大。为此,企业每年所创造的利润,就得多积累少消费。而且,你整天忙于办企业,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个人消费和享乐。这时,真正的个人享乐甚至不是来自于消费,而是来自于事业的成功。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机制,即拼命创造财富和拼命积累财富,却又很少消耗财富的机会。结果,巨额财富名义上归自己所有,实际上为社会所用。这就是私有公用制。所以,私有公用制不是一种制度,而且一种社会机制,这种机制促使人们拼命创造和积累财富,却又很少消费这些财富,这些财富最终成为永远为社会所用的财富。

  3、私有公用制形成的前提就是私有财产要受到法律和舆论的保护

  私有公用制的形成,要有一个重要前提,即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受到社会舆论的保护。人们感到私有财产的积累最终仍然归自己所有,他才会拼命地积累资产。对于那些拼命积累财产的人们,如果我们总是骂他、批他,让他们提心吊胆,没有安全感,总感到这些财产迟早还不知道是谁的。其结果就是鼓励他们把财产消费掉,甚至挥霍掉,使许多本来可以作为私有公用的财产,变成了私有私用的财产。
  指出私有公用现象,提出私有公用制这一概念,只是想说明一点,不要怕私有财产多了。就个人来讲,他们的私有财产越多,他财产中私有公用的比重也就越大;就社会来讲,大的有产者越多,这个社会的私有公用财产的总额也就越大,最终获取好处的,是这个国家的广大老百姓,是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
  因而,对私有财产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有一个正确的对待。我们的法律和政策要给予人们积累财产以足够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越强,人们积累财产的动力就越大。我们的社会舆论,包括经济理论和文学作品,应鼓励人们去创造和积累财富,鼓励人们成为有产者,而不是去打击人们创造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要多创作一些像《受拼才会赢》这样的歌曲,多塑造一批像阿信这样的人物形象,激励广大国民创造和积累财富的热情。那些创造了很多财富而自己又消费得很少,甚至比一般人更加节检的人,应该给予歌颂,将他们树立为社会的楷模。他们也是社会的奉献者,虽然他们不是无私奉献,但他们客观上是向社会奉献了巨额的私有公用财产。
  总之,通过法律、政策、社会舆论以及全体国民心态的调整,在我国社会形成一个鼓励勤劳和拼命创造财富的机制,而不是形成一个鼓励懒惰和等靠要的机制;形成一个鼓励节俭和拼命积累财富的机会,而不是形成一个鼓励吃光花光甚至上吃祖先下吃子孙的机制;形成一个鼓励更多的人通过勤劳和积累成为有产者的机制,而不是形成一个鼓励人们懒惰和奢侈而一无所有的机制。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北京东方视野教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西北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兼任裕兴电子、华立控股、洛玻股份、武汉健民等5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兼任三九集团、茅台酒厂等20多家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顾问。曾在我国乡、区、县、中央四级党政机关工作。一九八八年初,因在《经济日报》发表两篇较有分量的文章,被中央领导点名调入北京,参与中央书记处组织的关于工资、价格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随后留在中央办公厅工作。1993年末,他与北京一批经济专家一起创办北京视野信息咨询中心。)

来源:新浪财经
作者:钟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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