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一环
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路线，凡事靠“凡是”决定政策，那就什么也不要谈。问题是，决策层有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还要有足够的信息通道和“加工”能力，才能及时掌握全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恰当地分离传统思维惯性和既得利益的纠葛，来完成高质量的“求是”。具体到包产到户合法化，中央决策层对底层和地方一级创新的容忍、接受和消化能力，以及提升为全国范围可长期执行制度的规范化能力，对制度变迁的顺利推进具有决定意义。
杜老自述的主线，恰恰就是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鉴于中国决策过程挥之不去的神秘性，杜老作为重要的当事人和参与者，他的实录就具有特别的历史价值。从本文关心的问题出发，我在阅读中认识到，决策信息通道是制度变迁过程的关键一环。决策层从哪里得到实际情况的报告，这些报告的真实性如何，判断是不是客观，分析是不是合理且易被接受，有没有考虑到实际限制条件而准备的对策和建议——正是这些细节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进程。
让我们回到上文提及的比搬山还难的关键词改变。在1978年的“不许”和1980年的“可以、可以、也可以”之间，发生过一个重要事件，这就是1980年4月召开的长期规划会议。杜老的实录是这样的，“这时姚依林副总理兼任国家计委主任，主持会议”，“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姚要我先讲。我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我提出后，姚依林立即表示赞成”。会后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姚依林就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与会者。当时不让登报，也不上文件，知道的人不多。但对打开甘肃、云南、贵州等地的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第114-115页)。
其实早在1979年，杜老刚回农口工作不久，就向时任党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建议，“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当时，“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使杜老理解“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第103页)。是年4月的国家农委会议，虽然对“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网开一面，开了允许包产到户的第一道口子，但会议过程却表明，即使主管部门内也有相当多的官员不赞成全面承认包产到户。
所以，还要“寻找突破口”。难办的不是教育农民，而“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再跨进一步，只有破除多数同志原有的思维定势，才会引起决定意义上的变化”(第111页)。上述1980年长期规划会议就提供了一个机会。简要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中央提出翻两番的战略构想，要做长期规划来落实。最严重的制约是农业和粮食。当时全国产粮3000多亿公斤，国家平均征购到手15%。多拿一点，吃不饱饭的农民人数就要增加；少拿一点，工业和城市就面临无米之炊。按当时的情况，人们不可能相信包产到户就可大幅度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于是杜老抓住一点作为突破：在国家掌握的有限粮源里，每年有一大块要用于农村返销。如果开放落后贫困地区包产到户，“让农民包生产、包肚子”，省出来的几十亿公斤粮食在当时就是实现翻两番目标的可计算战略力量。
是的，制度变革特别是其合法化进程，常常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解决紧迫问题的“副产品”。农民有农民的约束，地方有地方的约束，中央有中央的约束。杜老所说的“上下互动”，就是各个决策主体在各自不同的约束下，得到信息的沟通，找到利益的交集，产生行为的共振。诺斯后来常问为什么制度变迁常常难以成功，从包产到户的经验看，一个社会上下互动的机遇不多，又稍纵即逝，抓不住的话，大历史多拐几道弯，时间上延后多少年，实在不算什么。
杜老书中对制度变革合法化重大推进，提供了多处细节实录。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一一援引。不过我认为这是本书最具有价值的地方。正是这些实录和杜老的思考，增加了我们对制度变革的理解。世界上没有直线推进的制度变迁，而同一组社会经济条件推动的制度变革，也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结局。其中，较低的信息成本有助于底层的创新获得合法承认。如果信息梗阻，利益发生重大改变而又不能打通上下经脉，改革就不能成功。
推动大变革的个人因素
最后，我们不能不谈到大变革时期的个人因素。“人贵述己而不自诩”，是英国思想家大卫·休谟在自传里说过的话。11 用这句话来概括杜老自述的风格，完全合适。在这本中国农村制度变革重大决策的纪实性著作里，杜老没有写下一句关于他自己曾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做出重大贡献的话。
相反，凡涉及他自己的作用，杜老总是交代，他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他多处对曾形成的思想和表达进行反思，清楚记下当时认识的局限性，以供后人参考。甚至对于在某种压力下、由他人塞入自己文稿的错误观点，杜老也表示“我应该负责”。122003年7月，杜老九十岁生日，回顾平生参与的农村工作，认为“‘农口’有一个好的传统，有一支好的团队”，而他自己“不过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知道大家不会同意，他大声问：“个人还能做多少事？”(第307-308页)。
这当然不仅仅是杜老的谦虚美德，而是他一贯用来处理实践与认识、个人见解与集体认知关系的一种知识态度。当具备这种态度的杜老被推上参与重大决策岗位的时候，他和他领导的机构就在组织调查研究、提出需要决策的问题、综合各方不同意见、发现可妥协空间、协调一致意见达成、建立政策储备等一系列重要环节，为降低制度变迁的信息成本，发挥了得到公认的杰出作用。
其中，杜老的个人因素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他是那种可以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杜老对农村体制当然有自己的见解和立场，同时他又知道，体制变革是涉及利益重大调整的公共过程，有各种反对意见不但正常，且可从中吸取多方面的营养。他从来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他拥有令人尊敬的资历，在80年代又深受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的信任，高居权位，但从不固执己见，更不以势压人，永远谨慎地履行集思广益的“参谋”职责。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科学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渴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的限制条件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当然是一个代表性“符号”，不过他更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光荣传统和团队的灵魂。
历史无须讳言，人民公社产权制度的维系成本异常高昂，甚至以多少生命为代价。这套体制从诞生之日就内生出变革的要求。但是，只有当改变体制的成本显著下降之后，变革才得以普遍展开和实现。在改变制度的过程中，信息的意义格外重大——不同决策主体的行为选择及其含义，人们的利益、对利益的认识和期望、变革目标的一致和妥协空间的发现——所有这些信息的取得、整理和交流，影响到变革是否顺利和成功。
1.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9年。
2.见《西方世界的兴起》。
3.见《西方世界的兴起》第14页。
4.见《西方世界的兴起》第19页。
5.“本书所运用的交易费用方法，最合适的名称应该是华盛顿大学方法(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pproach)，创始者是张五常”。见诺斯《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1990年版，第27页。
6.参见《中国的前途》,香港信报出版公司，1985年。
7.下文如无特别说明，以页码标识的引文皆来自《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8.例如，1956年温州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1959年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1961年安徽纠正责任田时，太湖县干部钱让能上书毛泽东，“我认为‘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第92页。1962年北戴河会议前，胡耀邦到安徽调查责任田，回来报告“这是一个确实起了积极作用(增产)又很危险(易滑向单干)的办法”。刘少奇“单干总比不干好”。陈云同意此主张，但遭到毛泽东的反对，第94页。
9.一种产权形式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和表达，事关重大。德·索托(1999，2000)对此做过深入的阐述。
10. 杜老特别注明，把原草案的“不许”改为“不要”，“这个不大的修改变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第111页。
11.“It is difficult for a man to speak long of himself without vanity.”科斯1988年回顾自己50年前的论文(“企业的性质”)时，引用了这句话。中译文见盛洪、陈郁译校的《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41页。
12.“任重把先念所讲‘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已经试验过了还要试验什么？’这句话，加到我的讲话里，把‘准许地方试验’一句勾掉了，”“我的讲话修正稿，未经校正，被一位同志拿走，发表在《农村工作通讯》上，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我应该负责”，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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