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的“郎顾之争”和 2005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发表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言论以来，中国主流的经济学家就备受指责，经济学家已经沦为“公众最排斥的群体之一 ”。
钟伟最近有点烦
在7月4日的博鳌房地产论坛上，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最近我被一顿猛批，我很意外，像我这样的人还会被人批！”
可就是这次嘉宾演讲，钟伟又一次将自己扔进了众人的“口舌”之中，成为众矢之的。
一句“我不知道老百姓是谁”，一时间又成为舆论猛批的焦点言论。
众所周知，钟伟的标志性名言是“经济学者不一定要替老百姓说话”。之前，钟伟还抛出了“银行跨行收费有理，并且还收低了”的言论。
这些接二连三与主流舆论相悖的言论，使这位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遭到了猛烈抨击。
由此，钟伟被认为掀起了国内第二轮经济学家遭遇舆论抨击的浪潮，并成为第二轮道德谴责的导火索。
其实从2004年的“郎顾之争”开始，中国的经济学家就逐渐整体陷入一场公众的信任危机之中。
再加上2005年10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言论，更加重了公众及舆论对国内主流经济学家的不满情绪。
而“钟伟现象”为经济学家受到普遍怀疑和指责做了更为全面的注脚。
钟伟叫屈
今年2月，钟伟一篇名为“房产暴利是权钱合谋下对农民的掠夺”的文章引出一片叫好。
“开发商每年为我们提供二三百万套商品房，但对此不必心存感激”，“房地产暴利链条的中端拴满着密密麻麻的瓜分利益的蟑螂，这种瓜分规模每年至少三五千亿元级的水平；而在链条的两端，分别是购房者和被征地的农民”。
然而“政府刚开始清除蟑螂的行动，钟伟突然一反自己说过的话，不仅指出‘中国房地产极大增强了国民幸福感，还开始疾呼房地产崩盘乃中国经济不可承受之重。”并得出“如果房价12个月内下跌30%，对政府而言，由此增加的负担相当于建行、中行改制上市的全部花费；对居民而言，大致相当于14 %的家庭财产被蒸发、房地产崩盘”的结论。
“从为小民鼓与呼，到为房地产商呐喊，数据与逻辑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才会让他全然忘却曾经的观点？”不仅叶檀博士感到诧异，民众也搞不清楚，为何以前站在百姓立场的钟伟突然间就转换方向，发出一些明显偏袒房地产商的言论。
此后，6月21日，钟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称，跨行查询每笔3毛钱是 “收少了”，本来成本是1.2 元。
这一言论又引来骂声一片……
“某些经济学家成为市场难堪的裸泳者。这一地位不是谁强加的，而是他们自己努力争取得来的。 钟伟先生正在成为这样的代表。”
在舆论的指责声中，钟伟并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抛出更为“招骂”的一句话来，“经济学者不一定要替老百姓说话”。
在之后的博鳌房地产论坛上，钟伟为他的这一言论进行了辩解。
“我想讲在中国这个过度尊重个人公民对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拥有，这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步的。这是我为什么不想做民意代表的原因。你让我代表的时候，我是不是始终会坚持你的利益，我应该支持谁？我不知道老百姓是谁。我只知道特定的群体应该做什么。 ”
资深财经记者侯宁认为，钟伟的这段话“语言虽罗嗦，但表述得已很清楚了。那便是，由于改革过程中对土地等的使用权、所有权的界定并不清晰，所以作为学者的钟伟搞不清他该代表谁，所以他便只能像叶檀博士指出的那样‘出尔反尔，最后当然便迷糊到‘不知道老百姓是谁了，而只能‘知道特定的群体该做什么！”
对于钟伟的反击，也有媒体舆论认为他是一位认真的思考者，所以在遭遇媒体评论者的抨击之后，他继续进行思考，并且从经济学者的正当责任这个角度作出了回应。
在媒体舆论的强势攻击下，钟伟有些招架不住开始叫屈了：“最近我被一顿猛批，我很意外！”
不过在众多批评指责声中，也有人站出来替钟伟说话。
《中国青年报》的青山，在《批驳钟伟的言论不能断章取义》一文中指出：最近某些媒体对钟伟言论的报道，有断章取义之嫌。
青山指出：“我看到了他在博鳌房地产论坛上的发言全文。我反复看了多遍，愣是没有找到‘我不知道老百姓是谁这句话。相反，在这个发言中，我看到的是钟伟的一些符合民心的正确言论。如，他在发言中说，‘我不是政客，我不是官员，但是我想政策、决策都有成本，是国民福利增进的最大化或是国民福利减少的最小化，他还说‘政策是好政策还是坏政策，是取决于对公民福利的损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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