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下午，山东田横岛。樊纲用一句玩笑式的话化解了“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话题的凝重。
他说：“看得光明点，我们今天坐在这儿谈的是钱太多的问题。我们谈的是钱太多怎么花、怎么用的问题。”
事实上，在座的经济学家都清楚。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钱太多，已经成为令人担忧的问题。双顺差下的中国，究竟要为全球经济失衡承担多大责任？
双顺差下的中国
众所周知，在非危机期间，双顺差往往是短期的。像中国这样，连续15年基本保持双顺差，而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将保持双顺差的情况，在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各种各样的不平衡接踵而来。
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在论坛上指出：“双顺差是一种不合理的国际收支格局，中国的双顺差更是由同各种制度缺陷、价格扭曲、宏观经济不平衡相联系的。双顺差已经并且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作为世界的第三大资本净输出国，中国的投资收益一直是负数(2005年是例外)。与此相对照，作为一个资本净输入国(拥有大量外债)，美国的投资收益却一直是正数。这一对比的意义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世界人均收入排名第128位的中国正在每年给美国提供数百亿美元的补贴”。
升值大讨论：中国是否需要承担全部责任
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和国内长期双顺差的压力下，中国到底该走向何方？作为一个逐渐崛起的大国，中国应当承担怎样的国际责任？为了避免美元贬值后的经济危机，与会的经济学家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余永定提出了十五条纠正双顺差的政策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允许人民币更多地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率。
李晓西也非常认同余永定的建议。他指出：“小步、平稳的人民币升值是非常必要的。”他说，吴敬琏老师提过，台湾汇率自由化的经验太晚，使得90年代台湾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有时候汇率放开晚了，也会有很多弊病。
但是显然，左小蕾在这个“钱太多”的问题上，并不认为升值即可一劳永逸。她问：“似乎现在全球过多地把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归咎于人民币升值，过多地归咎于中国的内部的失衡和外贸顺差。我们是不是不能太高估中国解决这个问题对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作用和影响？”
左小蕾之所以提出上述看法，缘自对中国汇率升值空间的认识。
她说：“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按照市场的预期，20%、30%的成长，但是中国现在的状况不太能够承受20%、30%的成长，如果我们人为的一次一次的2%、3%的升值，那只能加大升值的预期。”
樊纲则明确表示，中国不应当为当前全球经济失衡承担主要责任，因此，樊纲“赞成人民币要升值，但是不赞成人民币自由汇率，不赞成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樊纲说：“按照市场的压力大幅度升值或者自由兑换就是我们承担全部责任，美国继续发货币。我们(应该)承担我们的责任，但是留给美国人一些东西，让它的逆差老在那儿呆着，他也做一点事情，否则他更不去讨论他的事情。但是我们做的太少也不好，我们做的太小也不符合金融乐观要求，但是我们确实不能做的太多，具体平衡来说3%好、5%好不讨论了，有管理的浮动这个制度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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