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目前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形势可能并没有政府所看到的那样好。因为实际的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名义CPI有很大差距。
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症结就是低利率政策。宏观调控如果不从这里入手，要把过热的经济调整过来是不可能的。
今年以来，面对国内经济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信贷过热、房地产过热，央行不断出招进行宏观调控，但收效甚微。
这次，央行又决定从2006年8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据测算，此举大约能一次性锁定1500亿元资金。央行这招一公布，劣评如潮。原因很简单，如果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经常与市场预期“捉迷藏”，而不是积极引导市场预期，或接近市场预期，那么货币政策的效用就会适得其反。
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7月18日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3%，而GDP增长则是10.9%，由此看来，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时期。因此，既要保证国内经济增长得以持续，不增加国内企业改革与国有银行改革之负担，又能够对银行信贷增长过快有所约束，调整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从2003年起央行调升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有四次了，但是作用十分有限。为什么已经证明作用有限的宏观调控工具却一直在使用呢？这既与减轻国有企业改革与银行改革的负担有关，也与央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认识上误区有关。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症结就是低利率政策。宏观调控如果不从这里入手，要把过热的经济调整过来是不可能的。
其实，目前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形势可能并没有政府所看到的那样好。因为从现实的经济生活来看，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并没有如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那样好，即目前中国的实际CPI与名义CPI有很大差距。
比如，有研究者以1978年CPI的权重计算，如果考虑制度因素与中国国情，27年间中国城市CPI实际低估了10倍以上。还有，如果我们把观察的时间放在最近几年，2003年～2006年5月，食品、交通与通讯、居住费用分别累计上涨17.4%、-4.2%、16.5%，但实际上北京同一品种的大米每百公斤240元上涨到了340元，涨幅为142%；93号汽油每升2.33元上涨到目前5.26元，涨幅为2.26倍，其他公共交通（火车、公交、出租车）费用上涨也是十分明显的。政府所公布的数据与民众的实际生活差距太远。
如果我们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所公布的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数据来看，更容易看出数据与实际经济生活的脱节。如2005年居民的居住消费为808元（有房租、水电、物业费、房屋修理等与居住有关的消费，自己购买房子也要算虚拟房租）、交通和通讯费用996元（包括个人汽车消费、出租车费、火车飞机等交通出行费用，手机、家用电话、上网、短信等）。国家统计局虽然解释住房价格不算在CPI中，但居住类居民消费如此之低（在我们附近民工在农村租一间10平方米房子每月租金也要100元），完全脱离了居民实际消费支出水平。可以说，目前国内CPI体系，无论是权重上还是类项的计算上根本就没有反映居民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情况和变动水平。
正因为国内CPI指数被严重低估，从而就容易得出中国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高增长、低通胀”的结论，因此宏观调控根本就不需要动用价格型工具利率了。这样，调升存款准备金率“一箭多雕”，何乐而不为？但实际，尽管央行调升存款准备金率对信贷过热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效果十分有限。这不仅在于四大国有银行对流动性收缩不敏感，反之让货币市场利率急剧攀升增加了四大国有银行获利空间。还有，目前国内投资过热有很大一部分资金是来自非正规的金融机构或体系外循环资金，而这些资金同样是对银行流动性收缩不敏感的。如果国内投资过热、信贷过热不缓解，央行新的宏观调控政策又要出台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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