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已经积累了比较多的国民财富和财政实力，并且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同时也面临诸如收入分配差距、区域经济差异、环境污染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非常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问题是面临的不和谐问题究竟应当怎么解决。现在很多学者都在对中国的改革道路进行反思，有的认为我们的路走错了，造成了目前的不和谐。这确实是要认真加以回顾和思考的重大问题。
一、改革需要为自身开辟道路
中国的改革策略与很多东欧转轨国家不太一样，但是我不认为整个过程是有意设计的。从整个决策过程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实际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从1978年开始，先是农村的改革，到了1983年开始酝酿城市的改革，其核心是经济体制整体如何改革的问题。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确立的运行模式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种模式既可以理解为国家调节总需求、制定游戏规则，由市场配置资源；也可以理解为国家调节价格、利率等市场参数，进而配置资源。无论现在怎么看，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个概括是最好的，既强调市场、也强调政府，最能够被各方面接受，为改革试验留下了空间。
既然改革的策略是“摸着石头过河”，衡量改革成败的首要标准就不是实现了某种体制，而是带来了多少国民福利。农村改革的三条主要措施是实行联产承包制、取消种植计划、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同时让其它农产品价格自由，这些措施是在农村和农业领域引入市场经济，但判定农村改革成功的标志是农民收入提高了，农产品告别了短缺时代，市场供应丰富。国民福利增进的事实，为市场取向的改革开辟着道路。
1984年进入整体改革之后，仍然需要改革为自身开辟道路。那么，下一步改革是什么？是价格改革优先还是企业改革优先？二十多年前有过很深刻的讨论，当时在内部进行的讨论比较多。我们可以从公开发表的文章看出，一种观点是价格改革优先，认为首先必须让价格反映供求，进一步要让价格自由，让市场发挥作用，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国民财富的积累。另一种观点是企业改革优先，认为即使价格给出信号，但如果企业(当时还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不改革，企业对价格信号不敏感、不反映价格信号，价格引导也就不起作用，所以必须首先要对企业进行改革。
到底如何选择改革的优先次序，这就要考察中国改革的微观基础。就价格改革优先而言，我们不是没有微观基础。中国的计划经济从来就不是苏联那样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而是适度分散、多层委托、分层管理的。国有企业也不都是在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下的企业，而是分多个不同的层次管理的。况且1978年以来也进行了一部分企业方面的改革，比如说把比较多的利润留在国有企业。这就导致中国的国有企业即便在改革早期对价格信号也是敏感的，他们有追求利润的激励。把价格改革放在优先位置，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基础是存在的(尽管它是以弱激励的形式存在)，可以保证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进一步看，我们应确保个人、企业、国家的利益都得到增进，从而使收入分配得到改善，因此价格改革应同税收、财政改革配合进行。
如果采取企业改革优先，在价格信号紊乱的条件下将无法保证资源的正确配置，同时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需要包括社会意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制度转换。如果把意识形态也认为是制度，那么真正能够起作用的企业改革当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突破，比如，国有经济要退出一些经济领域等。冒很大的风险而效果又不确定的改革是不可取的。我觉得当时的决策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在1986年开始了以价格、税收和财政为主的改革，中央成立了一个很高层次的领导小组，我当时是其中的财税组负责人之一。1987年这个小组的工作停了一年，到了1988年又进行了新一轮的价格改革。但这次改革在改革配套上有一个问题：搞价格改革必须要有从紧的货币政策，而1987年下半年开始货币政策是极度松弛的，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肯定要冒通货膨胀的危险。事实证明，1988年价格改革马上就引起了通货膨胀。我认为后来的政治风波与1988年改革时松驰的货币政策，以及由此造成的通货膨胀是有一定关系的。
1991年整个国民经济出现衰退，经济增长大约1%，可能还是负的。这也带来了一个好处，那就是价格自然地放开了，基本上取决于市场。以这种方式完成的价格改革也留下了一些缺陷，主要是税收体系、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这样一些最根本的制度极度落后，没有进行有效的配套改革。当时的税收体系还是以固定价格为基础的，全国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量只有200亿到300亿元人民币，不如现在一个星期的收入。中央财政极度空虚，需要向全国各地借钱维持日常的开支。因此，1993年又酝酿进行价格，税收、财政的改革。这是一次系统性、根本性的改革。改革结果是非常好的，现在财政收入之所以有这么快的增长，跟那次改革打下的底子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确定下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在当时则是非常激进的改革，冒了很大的风险，也有过激烈的争论，因为当时外汇储备最少的时候还不足100亿美元，这种情况下是否实现可兑换？是不是要有实力才能进行可兑换？决策者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如果把机制、汇率搞对，自然就会有外汇储备，改革前储备的多少并不是决定性的。
总之，市场经济基础在中国的形成是来之不易的，造就了中国今天的繁荣，也是今后加强薄弱环节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从历史回顾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并不总是“自觉”的，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艰难探索的过程，重要的是改革带来了非常快的经济发展，使得国民福利和人民实际利益不断提高，改革变成了发展的动力，也为自身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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