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信报：你认为现行的制度、规则、思维方式需要改进，还是推倒重来？
郎咸平：制度本身是需要改进的，思维是需要推翻的，需要彻底的改变，因为改变思维成本是简单的，收效是巨大的。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制度的传承，需要时间，不断慢慢地做修正。但要改进社会的历史文化传承，思维方式首先就要改变。希望我们的思维改变得越彻底越好。
时代信报：一个社会长期累积的一种思维方式，必然会按照其惯性向前发展，作为一个反思者，你有没有感到力不从心？你能扭转吗？
郎咸平：我在推行思维改变的时候有没有遭到一些挫折。那么我想反问你，鲁迅在推进他的思维改革的时候，有没有受过挫折？
我想他一定也有很深的挫折感，当初他讲中国人有“阿Q精神”多少人反对他，但这个社会，就需要这样的人，来说出一些尖锐的话。但是，几年之后，你会发现，真正偏激的人不是我，你发现我说的不是偏激的话，我所讲的都是大家都明白的话。
有没有可能说我就是“星星之火”？能不能通过我这个人影响到周边的人，周边的人再影响到周边的人，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专家学者出来，共同推进这个理念，不是更好吗？
所以说，与其让我一个人把这个球抛出来，推动这个社会，不如大家一起来。我只是整个系统的一小部分，我要推动它慢慢改变。当我们的主流民意有所改变时，我们的社会才能成功。事实上我扮演的是个催化剂的角色。不能给我太多的工作，我能力不够。(笑)
时代信报：你认为对中国目前的现状而言思维最重要，让你产生这种判断的背景是什么？
郎咸平：你说我们国营企业缺资金吗？缺人才吗，到处是人才，我们的企业什么时候又好过了？技术，我们本来就缺技术，那就不谈了。就算技术不缺，我们的技术能比得过索尼吗？索尼都能崩溃，更何况中国企业。
为什么韩国企业能够超过索尼？有的就是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在这种思维下，你会发现，资金、技术、人才，只有服从一个战略，这样才有用。话说回来，我们的企业家的指导思想就正确吗？我就是要故意刺激大家，让他们知道他们想的一切都是错的。你都想不到人家想的事，这足以让任何人震撼：为什么我想的都是错的？原来我们的文化教育体制所孕育出来的思维，都是错的，是不接轨的思维。就凭这点思维，给你再多的资金、技术，有什么用呢？德隆不就是个例子吗？
推进法制化需要一个强势政府
郎咸平所有的批评，以及他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法制制度的健全，而法制的健全，需要一个强势政府的推动促成。
法制制度是否是解决办法的良药？郎咸平表示：我愿意就法制这个课题尽我的绵薄之力。
时代信报：你为中国企业开的“药方”，无论是职业经理人制度，还是保障股市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做法，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法制的健全，你认为目前中国的法制建设与理想状态还有多远的距离？
郎咸平：我们以前对法制化的理解不够到位，经过这几年，我们大家才理解到原来法治才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只有法制化，市场化、民营经济才有价值，没有游戏规则，只会造成以大欺小，以强欺弱。
法制化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在这个时候我愿意就法治这个课题尽我的绵薄之力，我的这个“绵薄之力”目前在司法界已经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我们不仅要推动法制化，而且还要理解它的含义。举个例子，外资企业有没有游戏规则？如果没有，它一样的会大欺小，强欺弱。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靠什么？不是靠良心，而是靠法律，是法律让他不敢没有信托责任。
法治的意义是重大的，用强的威慑力让这个社会的所有人就范。外资、内资企业必须服从于一个游戏规则，对职业经理人而言也必须遵从一个法制，必须在法制化的要求下，充分做好信托责任。因此，法制化是社会责任的基础。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