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国GDP越来越高，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却越来越低。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成为一句空话，成为“历史的讽刺”，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下岗、农民失地，沦落为“弱势群体”。
中国的“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典型的“拿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伪科学。它里面既没有“经济学”，也没有“社会主义”，全是自我吹嘘的陈词滥调，是斯密、马克思等西方经济学家早就批判、否定了的歪理邪说。
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休谟（1711-1776）就已明确将律师和医生划出“社会生产部门”之列。他说：
“律师和医生不产生任何生产活动，而且他们的财富是靠牺牲别人得来的；这样，他们使自己的财富增加多少，就一定使某些同胞的财富减少多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1-401页）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伟大的斯密（1723-1790）提出了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概念，将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全部排除出“社会生产部门”。他说：
“制造工人的劳动，通常把自己的生活费的价值和他的主人的利润，加到他所加工的材料的价值上。相反，家仆的劳动不能使价值有任何增加…… 一个人，要是雇佣许多制造业工人，就会变富；要是维持许多家仆，就会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03页）
“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像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它有价值，因而值一个等价，但不生产任何价值），不固定或不物化在任何耐久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 例如，君主和他的全部文武官员、全体陆海军，都是非生产劳动者。他们是社会的公仆，靠别人劳动的一部分年产品生活...... 应当列入这一类的，还有......教士、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员、丑角、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第304页）
斯密还指出：
“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可把它弄得穷困。在许多国家，公众的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用来维持不生产者。朝廷上的王公大臣、教会中的牧师神父，就是这一类人。又如海陆军，他们在平时既一无生产，在战时又不能有所收获，来补偿他们的维持费。甚至在战争继续进行的期间，也如此。这些人，因为他们一无生产，不得不依靠别人劳动的产物。如果他们人数增加到不应有的数额，他们可能在某一年消费掉这么多的上述产物，以致反无足够余量来维持能在次年有所再生产的生产性劳动者。”（第314-315页）
马克思在“关于一切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的辩护论见解”中，早就对“必须把国民收入核算的范围扩大到一切非物质生产部门”进行了无情地嘲笑，令人忍俊不禁、叹为观止。他说：
“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授提纲，等等。罪犯生产罪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最后这个生产部门同整个社会的联系，那就可以摆脱许多偏见。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授提纲。据说这就会使国民财富增加，更不用说像权威证人罗雪尔教授先生所说的，这种讲授提纲的手稿给作者本人带来的个人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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