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等等，而在所有这些不同职业中，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中的一定部门，这些不同职业发展着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新的需要和满足新需要的新方式。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
罪犯生产印象，有时是道德上有教益的印象，有时是悲惨的印象，看情况而定；而且在唤起公众的道德感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说也提供一种‘服务’。他不仅生产刑法讲授提纲，不仅生产刑法典，因而不仅生产这方面的立法者，而且还生产艺术、文艺--小说，甚至悲剧；不仅缪尔纳的《罪》和席勒的《强盗》，而且《奥狄浦斯王》和《理查三世》都证明了这一点。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况。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和动荡，而没有这些东西，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弱。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一方面，犯罪使劳动市场去掉了一部分过剩人口，从而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工资降到某种最低额以下；另一方面，反对犯罪的斗争又会吸收另一部分过剩人口。这样一来，罪犯成了一种自然‘平衡器’，它可以建立适当的水平并为一系列‘有用’职业开辟场所。
罪犯对生产力的发展的影响，可以研究得很仔细。如果没有小偷，锁是否能达到今天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券的印制是否能像现在这样完善？如果商业中没有欺骗，显微镜是否会应用于通常的商业领域（见拜比吉的书）？应用化学不是也应当把自己取得的成就，像归功于诚实生产者的热情那样，归功于商品的伪造和为发现这种伪造所作的努力吗？犯罪使侵夺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从而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这就像罢工推动机器的发明一样，促进了生产。而且，离开私人犯罪的领域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世界市场？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民族本身？难道从亚当的时候起，罪恶树不同时就是知善恶树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1-415页）
马克思还讽刺说：
“大多数反驳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著作家，都把消费看作对生产的必要刺激。因此，在他们看来，那些靠收入来生活的雇佣劳动者，即非生产劳动者（对他们的雇佣并不生产财富，而雇佣本身却是财富的新的消费），甚至从创造物质财富的意义来说，也和生产工人一样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扩大物质消费的范围，从而扩大生产的范围。可见，这种看法大部分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出发，一方面为有闲的富人和提供服务给富人消费的“非生产劳动者”辩护，另一方面为开支庞大的“强大政府”辩护，为国债的增加，为占有教会和国家的肥缺的人、各种领干薪的人等等辩护。因为所有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他们的服务体现为有闲的富人的一部分支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生产‘非物质产品’，但消费‘物质产品’即生产工人的劳动产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1-291页）
20世纪80年代，中国著名学者孙冶方（1908-1983）曾坚定指出：
“对于政治经济学中许多概念的引用，应该慎重。像‘第三次产业’这个概念，我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社会主义的若干经济理论问题》第231页，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经济学家”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他们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越来越遥远。期望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学家”迷途知返，老老实实去读读管子、孙中山、配第、斯密、李嘉图、马克思、恩格斯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学学经济学基本知识，别再滥竽充数、信口雌黄，更别如桀犬吠尧，枉费心机寻找“马克思悖论”。
不学无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无所帮助，也不会带来利益。
GDP不代表学者知识、官员政绩与社会经济发展，恰恰相反，它如同江湖骗子李洪志所创立的法轮功，代表的是假冒伪劣和歪理邪说。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GDP必须休矣。
中国的“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休矣。
2006-8-15稿
（任何匡正谬误的指教都是对作者的帮助、爱护，真诚期待读者的批评、建议。作者电子信箱：seamus0927@vip.sin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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