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则，印度的这种心态也与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经验有关。早在1940年，印度就有原子能研究，但尼赫鲁反对制造核武器。1972年，美国第七舰队驶进印度洋，当时任印总理的英迪拉是尼赫鲁的女儿，她一边和苏联签订同盟条约，一边决定搞“两弹一星”。印度要像中国那样不受人欺侮，最终1974年印度第一次核爆试验成功，1998年又搞了第二次核爆。前几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写信给美国总统克林顿说，印度旁边有核邻国(没指名中国)，因此不得不成为核国家。其实，印度并不是要和中国军备竞赛，只是对西方表示不满：中国不信邪、顶着西方压力搞核武器就受尊重，印度逆来顺受、不搞核武器就成世界二等公民。著名印度战略专家苏伯经常这么抱怨。
第三，印度对中国极端关心和中国对印度关心不够形成鲜明对比，印度急于要跟中国比，中国对印度却不够关心。在中印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上，印度要证明自己能取胜。印度发展采取的是温和的“民主”路线，中国则是西方人称的“权力集中”制的路线。差不多所有比较中印发展经验的学者，都离不开这两条路线的课题——有人认为民主拖印度后腿，有人认为民主政治优越性最终会使印度赶超中国。
1950年3月17日，尼赫鲁给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中说：“尊敬的国会议员莫克济建议我们学习中国……也许，中国政府比我们效率更高，我们当然应该在这方面向他们学习。”莫克济是印度共产党领袖。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共产党及其左派联盟在政治生活中一直赞扬中国，使非共产党执政当局不得不“紧跟”中国发展，印度国大党政府1991年起实行中国式的“改革开放”就是典型例子。可见，印度内部政治斗争也把印中“比较”闹得沸沸扬扬。
印度舆论比中国敏感
近年来，印度统治精英“朝东看”，想通过东盟的跳板与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建立起发展伙伴关系来，目的就是通过与中国的频繁接触，认清自我，以判断全局。现在，印度舆论常说，中国正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而印度正在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两国发展的未来谁是胜者，就看谁转型更快。
除此之外，印度人还看到了中印比较的另一面。在当前的全球化中，各大跨国公司把工业品的制造转移到了劳工大军低廉的中国，把制造过程需要的调研、设计等程序转移到了软件大军低廉的印度。比如，摩托罗拉就把组装生产线设在中国，却把40%的新产品软件开发设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如果美国大公司把两国发展当作自己的机遇，加大投资，在全球范围内与对手展开竞争，那么，对两国自然是福。一旦大公司们把中印两国崛起视为威胁，就会像19世纪欧洲列强视美国崛起一样，加以抵制，那对两国则必然是祸。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印度学者也开始提倡“中印联合论”，认为两国同为东方文明古国，不必“自相残杀”，而应“紧密联合”，与西方开展竞争。尼赫鲁的崇仰者、印度商务部长兰密施更是发明了一个新的英文字“CHINDIA(中印)”。这样的讨论，印度媒体中常见，中国媒体相对之下却缺少敏感性。
(作者是印度的华人学者，现旅居美国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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