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角度来看,他们并不需要特别担心微观层次由于会计、税率,及所有权制度导致的分配效率问题,因此,他们选择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这个宏观分析框架来计算资本的回报率。
使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因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不同而导致的不同企业间的非可比性。国家统计局收集企业数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计算企业的增加值,而企业的增加值正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增加值的统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受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不同的影响,因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收入核算数据得出的资本回报率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世界银行报告中指出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大大低于非国有企业及过去几年净资产收益率大大上升的宏观结论因而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但这些宏观结论对广大的投资者并没有太多的帮助。
中国的GDP增长一直接近双位数,可中国的股市曾经一蹶不振多年,为什么?我们不能因为投资者在股市无法获利而怀疑中国的GDP增长数字不对。同样,我自己的研究显示,中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生产率增长近几年非常迅速,但这并不说明投资者能从中获利。
记得几年前,我在香港大学主持了一个有关中国货币政策的论坛,当时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李扬先生与单伟建先生也有一场类似的辩论。我当时总结时说了一句话,引得全场大笑,我说“你们的观点我都同意”。为什么?我用了一个英文谚语解释:一杯水是半满还是半空?(a cup is half full or half empty?)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问题的关键是搞清楚争论双方的角度及思维框架,而其中的一些技术细节及概念的误解,需要澄清,但并不重要。
在我看来,世界银行及单伟建博士的分析从不同地角度提出了一个共同的政策问题:中国必须进一步改革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及其执行,也就是我常常提到的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稳固的产权基础设施,使得学者、社会、投资者都可以准确地理解及测算中国企业资本的回报率,从而大大提高投资的效率。中国的高储蓄及生产率高增长完全可以支持更高的有效率的投资,但必须控制低效率的投资。
(作者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电子邮箱xiaogeng@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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