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的各类媒体上，凡批评经济、指摘时弊的，鲜有不捎着骂几句经济学家的，斥经济学家为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罪魁俨然已是舆论主流。这真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
经济学家之成为众矢之的，当然有其缘由。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学被改革大潮奉为显学，经济学界中人也因此风头十足，人见人羡。但二十多年改革下来，中国经济问题成山，矛盾重重，社会不平，人心不顺，不骂你骂谁？
然而，平下心，静下气，分析一下目前各类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真的都是中国经济学家们馊点子误国、殃民的结果吗？就以备受诟病的教育和医疗领域为例，时下中国的教育腐败和医药费高涨真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开错了药方？
众所周知，教育和医疗是中国两个迄今仍保有高度行政管制的领域。由于这种管制，社会资源难以自由进入，使得这两个领域中的供方(学校和医院)拥有着明显的垄断权势。稍知经济学原理的人都懂得，垄断厂商若拥有定价自由，必会限制产量，抬高价格，而这类领域中的需方因无从选择，只能听凭供方漫天要价。因此，对于垄断行业的改革，当务之急在于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只有当竞争打破了既有的供方垄断，需方有了选择供方的较大自由之后，价格自由化才会促使厂商努力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的改革过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极好例证。那时的中国制造业中，短缺遍地，卖方主宰市场，放开价格的改革引发了连续数年的高通货膨胀。但进入九十年代后，各产业领域中的短缺现象逐步消失，买方市场替代了卖方市场，通货膨胀悄然隐去，几乎在一夜之间通货紧缩成了宏观调控的中心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市场化改革消解了供方垄断，消费者有了交易主导权，有效竞争的市场形成了。
显而易见的是，一个长期受行政统制的经济领域不可能在放开价格的初期就出现买方市场。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要经过一个供给不断扩大、竞争不断加强的结构转型过程。在这种转型完成之前，出现一定范围内的价格上涨在所难免。非如此难以有供给的扩大和竞争的增强，也就不会有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型。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教育领域和医疗领域实际上就是处于这样一种转型过程之中。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本质上是存在供方垄断的反映。如果我们能像八十年代推进制造业领域的改革开放一样，坚持市场化改革方针不动摇，尽快撤销阻碍社会资源进入这两个领域的制度壁垒，医疗领域和教育领域中的买方市场就能早日形成。那时，药价虚高、学费暴涨的问题将不攻自破。因此，目前严重困扰普通民众的学费问题和医疗费问题，从根本上来讲，不是由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在这两个领域中推行得过了头，而是因为这种改革尚未到位：价格放开了，垄断却依旧，供求双方间的博弈严重失衡，不涨价才是不正常的。面对这种局面，放弃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向强化行政统制的方向倒退，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强化供求间既有的权势失衡，巩固价格高涨的结构基础。
对于迄今为止教育和医疗领域中这类半吊子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历来肯定者少，否定者多。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见从来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尽快撤销行政管制，将竞争导入教育和医疗领域。遗憾的是，经济学界的这类主张至今未能得到政策当局的充分认可。因此，实际情况恰好与目前的主流舆论相反，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所以会陷入眼下这种难局，不是因为在改革方针的制定上经济学家们的影响太大，而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太小。再展开来看，其他一些领域中的问题与这两个领域中的情况可谓大同小异，认为中国经济学家们的主张左右了中国改革走向的说法与实际情况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在对经济家的批评中，常能听到这样一种批评：市场并非万能，在许多场合下它会失灵；为此，需要靠政府干预和管制这双“有形之手”来矫正市场这双“无形之手”；而中国经济学界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主张是盲从国外理论、迷信市场的表现。持这类看法的人士往往还爱援引一些发达国家中成功的政府管制或干预实例来作自己的论据。但这类论者完全忽略了那些国家与中国的一个基本差异，即那些国家的政府都处于相对完善的法治约束之下。在那些国家中，政府的管制和干预行动大都是法治化民主决策的结果，而不是行政部门自行其是的产物，因而那些国家中的政府干预较少有罔顾公众利益而一意孤行的。因此，指出市场并非万能，强调需要政府干预以补救市场失灵，这诚然不错。但是，什么样的政府才能较有把握地弥补市场失灵却是大有讲究的。
愿独立思考的朋友不妨根据政府管制的程度对中国各社会经济领域作一排序，比如医疗、教育、金融、通信、铁路、民航、城市公用事业、新闻出版、房地产、汽车制造、旅馆酒店、家电制造、纺织服装、餐饮服务、IT制造业、家具制售、零售商业……；然后看一看目前社会公众很不满意的领域是哪些，而公众意见较少的领域又是哪些；在此基础上再比较一下，那些公众不满意的领域与公众意见较少的领域在承受政府管制的程度上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我相信，任何人，只要智力正常，不怀偏见，都会发现，眼下公众满意度较低的领域几乎都是政府管制较多的领域。甚至可以说，政府管制的程度与公众的不满程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因此，将那些引发民众高度不满的问题归因于市场化改革和政府管制不够的论断显然缺乏起码的逻辑，认为强化政府管制和干预就能改善那些问题领域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
近日看到的一条报道或许有助于人们识别中国行政权力的基本倾向。因报道不长，特全文照抄如下：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孙晓胜、叶铁桥)北京市建委10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将严厉制裁‘恶意讨薪’行为。
据介绍，当前出现的‘恶意讨薪’现象，一是通过‘民工讨薪’解决工程各方合同纠纷，怂恿民工以群体性讨薪为名，施加压力，甚至阻断国道交通，以达到尽快解决的目的；二是由‘黑包工头’蓄意组织、操纵外来务工人员制造事端，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对上述问题，市建委将会同公安、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严厉制裁。”(《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11日1版，“北京将制裁‘恶意讨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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