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以个人文集方式出版的政治理论书籍，在当时，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外，很少有当代理论工作者的文集。个别老者虽然出版了自己的文集，发行量也非常有限。何新以不同版本、不同出版社同时出版的自己所有文章的汇编，实质就是个人文集。其发行量的多少，如果借用李泽厚的说法加以推论（李说，安徽出版社出他的书，说是印了一万册，实则他光收到稿费的就是8万册。而李的书籍主要是哲学、美学和思想史方面的内容，读者面并不广），何新的文章，以他写法之通俗煽情，涉及热点敏感问题之多，加上他在普通百姓中的影响与知名度，其文集的发行数量一定不会是一个小的数字。就出版的密度与何新文集在各级各类书店陈列之多、销售时间之长，即使比不上余秋雨《文化苦旅》之长久不衰，也比当代任何政治理论界人士出版的书热卖的时间长，就是当红一时的著名经济学家的书籍发行，也不能与他相比。
知名度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何新书写得好，勇于回答人们迫切需要回答的热点问题、敏感问题，也是一个原因。当然，89年之后，他的文章独步天下，使他成了近代以来少有的真正具有王者师地位的的学者，这些也有足于形成他巨大的影响力，引起人们对他的思想和著作的强烈关注。此外，他富有战斗性的反叛性格，捕捉热点与焦点问题的机敏（许多问题在何新谈论之前没有人谈论过，也没有人敢谈论），很少学究气的通俗文风，以及他较为准确的预见，积极影响社会生活的强烈动机，热心参与实际政治的入世行为，都增加了人们对他的文集出版的关注。
我们还可以从他关注的问题和发表文章的时机，想一想他文章发表时的爆炸性影响和后来的人们何以对他的文集感兴趣。1989年，在人们兴高采烈搞改革，知识界为引进民主观念、政治体制改革改革有望而热热闹闹之时，他写了“我的忧虑”的文章，预言贫富差别、人心浮躁、意识形态混乱，在不久的将来会导致动乱。他还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大字报，明确反对学生的过激言论，后来发生的事件证实了他的忧虑；1990年代，当中国经济正在为清理三角债头痛，一些经济学家还在谈论短缺经济，总供给不足的的时候，他大胆缓引《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理论，提出了“市场有限论”，为局部生产力过剩为标志的市场经济周期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当人们尚沉浸在震惊中不知所措，国际上对中国改革颇多猜测的时候，何新频频出现在报刊电视与新闻发布会上，力言“为社会主义辩护”（自称），提出计划经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糟，相反，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1999年，在中国经济开始好转，国企改革有大的动作，人们在所有制观念上开始有所突破之时，他又出惊人之语，称“要破除所有制迷信”，认为国企的问题不是机制问题，而是政策使其陷入困境，应高度重视失业下岗问题；2003年，16大即将召开，在党的领导集体新老交替在即，各种观点和传言盛行之时，他又撰写了《***时代》和《论某公》两文，在网络上发表。
总之，善于抓住关键时机，关键问题，在关键的时刻，说出人们希望听到的话，回答人们迫切希望得到答案的问题，引起社会的轰动与关注，给人震动、让人吃惊，令人冷静的思考，这就是何新的特色。何新之在20世纪80-90年代青年中的影响，新左派理论中何新思想分量之重，是与这一时期何新报刊文章的大量发表，以及何新文集的出版风行有关。否则，今天的青年人就会如哲学界不知道有李泽厚，经济学界不知道有薛暮桥一样，也不会知道政治理论界还有何新。
何新：经济学家搞垮中国！惊醒！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