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理论颠覆政权、瓦解制度的观点令人质疑
在《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一书(第154页)中,何新写道:“美国(也包括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利用我国学术界的幼稚,确实在灌输一些谬误的理论。试图通过这种灌输,造成决策层对国内外形势的失误的判断,推出失误的决策方针,导致形势的动乱,最终达到颠覆政权、瓦解制度,拆散中国的战略目标。 在经济理论上,所有的目标都是三点:(1)扰乱国内经济;(2)搞垮中国对全民所有制大中企业的国家管理和控制;(3)全面实施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 在国际关系理论上,鼓吹以下三点: (1)麻痹决策层,例如称缓和代替冷战、谈判代替对抗; (2)转移决策层对亚太和中国局势的警惕,如称亚太不是90年代战略斗争的中心; (3)煽动对中国经济发展不解实际的希望,如称世界经济90年代大发展。”
何新的这些思想,依然是从观念入手看待社会发展变化的传统观念的表现,是任何一种敌对势力要颠覆政权,首先就要造舆论的阶级斗争思维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这种观念的落伍之处在于:依照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物质关系的反映。观念原则的斗争,其胜负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本来趋势与性质。既然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体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是社会发展规律的表现。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担心些许腐朽观念与奇谈怪论,会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运行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失去物质基础的封建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观念,必然要被公有制生产关系作物质基础的社会主义观念所取代。
建国以来,尽管我们十分重视思想理论的管理工作,十分忌讳异端观念的传播。文革中,除了官方的一种观念解释外,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不同于正统观念的思想出现,这种情况改革后依然存在,何新自己也曾经对此表示过异议。而且这种严控政策,除了带来万马齐喑的局面外,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人们希望的稳定与发展。 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原因是受了“防人之口甚于防川”陈腐观念的影响,意图阻止人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说三道四。是为了使某一种政策主张居于绝对的不容置疑的地位,不允许不同的意见主张干扰和影响人们的行为。实施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在合作化、大跃进、文革、人口控制以及对文艺作品的评价等诸多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观点的人,不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就是被看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者,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者,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这一做法严重阻碍了人们对国家政策方针的客观认识与客观评价,成为左倾错误长期延续难以纠正的重要原因。
三中全会之后,在党的开动脑筋解放思想的号召指引下,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意识形态藩篱,有关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不同观点、思路、政策主张纷纷涌现,平静平等的思想理论观念的讨论普遍展开。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改革,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带来了崭新的面貌。放下包袱、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破除人们对旧的条条框框本本、对圣人之言、对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迷信固守的过程;就是大量引进符合实际需要、属于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科学理论观念(如现代管理科学、现代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理论观念等等)的过程;正是这种对待经典学说、传统理论的正确态度,对新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引进的欢迎态度,改变了人们对现实的固有看法,改变了相沿已久的左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
何新:经济学家搞垮中国!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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