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国外现代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引入、自由讨论、学习借鉴，难免泥沙俱下，出现错误的东西。但是理愈辨愈明，思想观念越斗争愈进步愈富有活力，真理是在与谬误、与不同思想观念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新时期新的政策方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同旧的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左的观念主张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也是同这些观念的比较中凸显其合理性和优越性的。不能因为实行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宽松自由政策，出现了若干错误的不健康的思想观点，不能因为这个方针下，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上的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多，就因此否定非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文化政策的合理性、现实性。

从意识形态出发判断政策主张、思想观念的合理性，将社会事务的判断取舍意识形态化，这是改革前几十年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留给人们的最深刻的经验教训。是一条堵塞言路、禁锢思想、对既定政策主张社会实践合理与否不做判断思考，不做评价选择的老路。这条路是一条抑制活力、没有希望、通向落后的道路。将“三自一包”的推行看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将人民公社化看成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如同今天，将维持电信、银行的垄断经营看成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将打破垄断、允许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进入的政策主张看成是私有化，看成是对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削弱，看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利益角度说话一样，不过是借助意识形态旗帜和大帽子把不同观点批倒批臭罢了。

把联产承包看成是社会主义改革，把大包干看成私有化，将改革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看成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将废除人民公社体制看成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将国企承包、租赁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可行的改革主张，将国企转制与产权改革看成是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看成是背离社会主义本质的改革主张。这样一套将一种观点戴上红帽子，贴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标签，将与其不同乃至对立的观点妖魔化，斥之为反动落后的东西，贴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标签，戴上帝国主义阴谋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帽子，这是改革前意识形态专家惯用的方法，带来的严重后果和灾难众所周知，毋庸赘言。意识形态固然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是体现在具体政策主张的判断上，具体实践方法的指导上。如同宗教信仰虽然重要，但这一重要性决不是体现在用上帝的箴言来判断具体政治经济实践的正确性，具体政策主张的正确性上。意识形态信仰对具体政策主张思想观念的判断没有鉴别作用，只有负面和有害的影响。
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与主流经济学家，自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模式、对市场经济体制、对民选制度情有独钟，正像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必定对计划经济体制、公有制生产关系模式、民主集中制情有独钟一样。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鼓励人们接受自己的价值与信念，反对与之不同的观点，是持有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观念的人理所当然的追求。除了争取民众支持，划清政治界限，使自己的观点旗帜鲜明、富有吸引力，希望脱颖而出的竞选政治家和理论家之外，在日常的政策制定和政治社会实践中，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保持不同价值追求与观念倾向的均衡，是务实的政治家的常规做法。

我们难道可以这样认为：宣传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观念的人，就是站在社会主义国家立场上企图颠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吗？即使某些人思想观点的宣传鼓吹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如马克思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也不能将这样的人认定为颠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同样，新自由主义观念的持有者，宣传私有化的观点，传播宪政民主观念，同样不能看作是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行为。采用什么观念作为自己政策主张的基础，这是政治家们的取舍。国家的安全不是靠限制和禁止不同价值观的人宣传自己的观念来维系，而是依靠合理的政治制度框架，切合实际的政治经济政策来维系。将现实中的问题与困难归咎于错误的观念，将人们对人民公社制度的非议与抵制看成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将人们对大跃进政策的不同看法不同观点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产物，这是无视现实将头埋入沙丘的鸵鸟思维。

今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改革上，在国企改革和反腐问题上，所以有着在众多不同乃至截然对立的政策主张和价值观，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阴谋和自由化观念传播所至，而是持有不同思想观念，不同思维方式的人，具有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必然产生不同的认识与不同的结论。要想消除这些方面的差异与分歧，将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搞成一模一样，这显然达不到。退而求其次，只能禁止不同的思想与观念说话。或进一步，让人没有条件接触不同的思想，如禁止西方图书、影视与互联网信息的传入，实行新闻和文艺作品政府审查制，不允许对国家政策与正统观念持有异议，治思想罪，统一思想和思想研究者的口径等等。自然，实现这一切还需要借助高压政策，如阶级斗争，或者神化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将其强调至不容置疑、一统天下的地步，果如此，万马齐喑众口一词的历史就会重现，文革的灾难就会重降。

何新：经济学家搞垮中国！惊醒！

来源:何新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