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经济发展：东亚的戏剧
 
我国经济正以强劲的势头不断向前发展，但同时腐败也几乎以同样的速度蔓延。近几十年以来，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难以遏制的腐败。
但是，纵观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腐败现象，我们会发现一种有趣的二分叉，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里，腐败增加的同时，经济发展缓慢。在这些国家，腐败阻碍了经济发展，用统计学术语表达就是：腐败与经济发展呈负相关关系。这类发展中国家包括巴西、印度、阿根廷及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另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令人惊奇的是腐败增加的同时经济却在快速进步，腐败居然与经济发展呈正的相关关系！这类国家和地区的典型样本包括日本、东亚四小龙和四小虎以及中国大陆等。
当然，东亚金融风暴使东亚四小龙、四小虎威风暂敛，但东亚暂时的困难丝毫不能遮掩“东亚奇迹”的熠熠光芒。东南亚金融危机与腐败有无直接关系？关于这一问题迄今众说纷纭，但本文将提出一种理论，认为东南亚危机至少部分源于腐败，是腐败恶性增长的最终结局！
当然，统计上的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相关关系仅是因果关系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有人发现，太阳黑子爆发的数量与大街上流行穿红裙子的女孩子数量呈正相关关系，但我们不能说是太阳黑子的爆发激发了女孩子们选择穿红裙子的想法（至少目前在此方面仍无证据），也更不能说正是女孩子们红裙裹身引发了太阳黑子的爆发。两者只是纯属巧合，并无因果关系。对于那些腐败与经济发展呈负相关的发展中国家，新古典经济学可以给出一种规范的解释：腐败增大了投资成本或减少了投资收益，因而造成全社会投资率下降、经济发展乏力。譬如，腐败官员运用投资审批权向投资者索贿，在投资者看来就相当于增大了投资成本。但是，对于那些腐败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的样本，这种成本—收益学说在解释其成因时似乎不灵；可不是吗——韩国的官员们在中饱私囊，但他们的经济也在发展——腐败者分割走的蛋糕似乎不是投资者的成本，而是来自变大了的蛋糕的一部分。对于这种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是否仍能够拿出一套可自圆其说的理论来吗？好象能！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生来就有这样一种本事，它总是能将开始咋一看来是其理论预言之例外的现象经恰当改变假设后作出圆满的解释。譬如，1970年代出现的滞胀违反了凯恩斯模型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不能“双高”的预言，一时反凯恩斯主义者纷纷揭杆而起，对新古典综合派群起而攻之。但不久经萨缪尔逊稍加修理，新古典理论对滞胀现象又能给出解释了，因为据萨翁的意见，此时菲里浦斯曲线发生了右移而不是原来以为的那样是不动的：尽管每一条固定的菲利浦斯曲线还是向下倾斜的——意味着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较高的通货膨胀将会伴随一个较低的失业率，但当菲利浦斯曲线向右移动时，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事实上在同时增加，这不就是“滞胀”么！那么，总是处事不惊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否能解说包括中国在内的腐败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的故事？
国外有人如是说：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腐败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的原因，是由于腐败打破了原有的计划体制，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譬如，当原有的计划体制要求将一百吨钢材按计划价格卖给某个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时，倘若另一个生产市场所需产品的私营企业老板通过向掌握这一百吨钢材调拨权的官员行贿，然后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买到这批钢材。这样一来，这一百吨钢材的配置与原有的计划体制下的配置相比就有了较高的效率，从而带来更多的社会产出，经济就发展了。从理论上看，这种解释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但是，只要我们稍加顾及现实，看看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所处的现实阶段，读读我们身边发生的事，就不难发现：这种新古典经济学解释实际上是苍白无力的。倘若回到1980年代那些“官倒”横行的日子，上述解释倒是切中要害，一针见血，但现在的情况是，许多被拉下马的“大贪官”并不是无为而治的闲贵，他们往往是“改革家”、“能人”，是曾经“苦其心智，劳其筋骨”的干事业者，不可讳言，许多这类“贪官”曾为一方致富出过力，谋过事，他们或者修过桥、筑过路、办过厂、盖过楼，或者招商引资、协调各方、打通关节、为经济发展而机关算尽，但是，他们后来也正是“栽”在修过的桥、筑过的路、办过的厂或盖过的楼上，因为其中拿了红包、吃了回扣，结果弄出个“豆腐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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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重庆金融
作者:蒲勇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