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许多“贪官”具有两面性，他们的确为经济发展出了力，但又确实拿了钱。也许，正是他们预期出力会得钱，然后才有出力的愿望，然后才有为一方致富而劳其筋骨、苦其心智的行动，然后才有经济的发展，当然最后也有因“贪”而“载水”的可能。上述那种新古典经济学解释还有一种不足就是：按此理论可预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原有计划体制逐渐被市场体制取代，腐败现象会逐渐减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与1980年代相比，现在的腐败现象是愈来愈多，尽管腐败久已有之，但于今为烈。好了，笔者在这里运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方法提出一种新的机制性解释，用以说明为何东亚（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腐败呈正相关关系，这种理论实际上适用于所有的儒家文化圈。这种解释的基本理论出发点是儒家文化圈中存在的官本位机制和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论。首先，我们假定无论什么样的社会，无论是古罗马、古埃及、古代中华帝国，还是现代美英法国、俄罗斯抑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人民的禀赋与才能是呈多样化的。我们将人的天生禀赋和才能分为企业家才能型的、行政管理型的、艺术家类的、专家型的……等等，在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合作性社会里，每个人若能按其禀赋的相对优势来选择其职业，其收入将会达到最高，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最快。但是，由于中国在几千年文明史里形成了一种官本位机制，即无论具有什么禀赋或禀赋相对优势的人，当且仅当其进入官僚阶层后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其才能、享有社会地位、获得可心的待遇和得到恰当的保护，因而无论原来拥有的禀赋是什么（或在哪些方面具有相对禀赋优势），他们最终都以进入官僚系统为奋斗目标，所谓学而优则仕，走上升官发财的独木桥。在古代中国，年轻人中流行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尽管所读的都是些四书五经、圣贤经典、诗词曲赋之类的无用八股，但只要考试中了个什么进士举人之类，都会捞到些官帽戴上，然后进入仕林，从此不愁衣禄。于是，不管是会作诗的苏东坡，还是精通数学的祖冲之、深谙物理自然的沈括，都以官服裹身、先解决了官位问题，然后才有“大江东去”的艺术创作和圆周率的计算……这种以专业成就为敲门砖、以官位为终极目标的追求于今为烈——君不见球打好了可以当个体委副主任，歌唱好了可捞到个文化局长，学术研究出了成果可转化为加官晋级，企业家赚了钱也可弄个副市长什么的干干……。一些年青人事业处于上升阶段，工作有成绩，正是风华正茂，上级部门不是在怎样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上下功夫，而是加封个什么官了事，于是青年才俊的鸿鹄之志为之中止，中途改行去学学怎样当个父母官，为老百姓的油盐柴米作谋筹划。在这种社会价值取向下，全民族的各类精英皆拥挤在官僚阶层之中，其中既有工于心计的行政天才，也有吟诗作赋的文学才俊，更有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干才们。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家才能没有多大用处，他们只有将这种才能变通地运用于官场游戏，搞点政治交易什么的。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些拥有企业家才能的精英们真正得到了解放，企业家才能找到了用武之地。假设某君是一位拥有企业家才能的市长，他现在充分发挥其企业家才能，终日为某企业脱困绞尽脑汁，为某工程融资牵线搭桥，为某产品扩充市场奔波不已，努力之下，成绩斐然，企业盈利了，工程上马了，产品畅销了。于是，就有人因此向他送红包，他也觉得自己出了力，收点礼是应该的，于是收下了，接着就是东窗事发，市长变成了“贪官”。我们来看在这个杜撰的故事里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此君作为企业家才能的携带者，有着经营商业活动的头脑，当他参加经济活动、把自己拥有的企业家才能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时，他是作为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出现的，因为在基本的微观经济学讲义中，企业家才能就是一种稀缺生产要素，因此，按照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他有权获得相应的生产要素报酬，正如劳动的要素报酬是工资、资本的要素报酬为利润、土地的要素报酬为地租，这位市长的企业家才能要素报酬就是所得的红包！照此看来，这份红包似乎不是腐败收入而是正当的要素报酬了，但且慢，现在下这一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他又是政府官员，按规定不能收受红包，收了就是违法，就是腐败！但是，倘若没有预期的红包收入，他哪来积极性去做这些事情呢？当然，可以这样说——他可以不追求个人收益而为社会做事，但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要求，这实际上要求我们这位市长当圣贤，因为这违反了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行为的假定！沿着这种乌托邦假定，我们就会回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老路上去，要求官员们都做圣贤，所谓“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三部曲，但历史已证明乌托邦思想对于指导现实生活和解决实际问题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还是沿着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走下去。如果要求官员们既做事又不追求个人收益，其结果是官员们不会做事，经济也不会发展，所谓“清官误国”！或许，还可以这样说——官员们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会获得其他个人收益，如上级的赏识、升官及其他政绩嘉奖——这在发达国家的公务员晋升制度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但问题是我们缺乏这样一种公务员晋升制度，许多仕途上的发达不是由于长期努力工作，而是人际关系、有无背景甚至时来运转等其他不能仅凭工作实绩来获得的不确定机遇使然。因此，在这样一种制度环境下，官员们真正处于一种尴尬境地——或者通过介入经济活动而谋取个人收益但甘冒被当作“腐败份子”揪出的风险，或者洁身自好但无所作为。当他选择后者时，他会是清官但工作绩效平平，当他选择前者时，就有可能被当作腐败份子，因为在他获取的个人收益中，有一部分是要素收入，也可能另一部分确是通过权力获得的腐败收入，但问题是社会公众难以准确地对这两部分不同性质的收入作出区分。这位市长因为一项工程融资进行斡旋而获得5万元好处费，你能说出其中多少是要素收入、多少是腐败收入吗（在经济学中，一个熟知的事实是，企业家才能要素的报酬不能由边际生产力确定，因为企业家才能要素的稀缺性导致经理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所以，企业家才能要素报酬的计算是一个难题）？但这种区分的确又存在，因为他既贡献出了企业家才能这种生产要素，又同时是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两种收入来源都同时存在！于是，由于公众对于这种收入结构上的信息不完全就会带来信息经济学上常见的逆选择问题——即使他只获得了要素收入，公众因信息不完全也会认为其收入中至少含有一部分权力腐败收入，从而对其要素收入打上一个折，就象一些人所说的：无官不贪。假设官员按经济学中的效用最大化原理决定其努力程度，即由预期边际收入等于边际努力成本来决定其努力程度和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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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重庆金融
作者:蒲勇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