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WTO谈判首席代表，对于谈判中的艰辛与谈判后的质疑，龙永图先生自然甘苦自知，也因此，他成为坚定的开放路线的辩护者，从汽车业的自主品牌之争直到市场开放与安全，可谓殚精竭虑。
但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结论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该有的态度，在没有预设条件下说话很多时候容易变成笑话。开放是为了促进国内的市场改革，但开放更是为了得到一个日渐完善的市场环境，尤其是在改革船到江心之际，必须有一个完整的评估体系来确定对外资开放到现在的实际成效如何，而不是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发表一些未经论证的直观感言。
比如，由于资本具有国际流动性，因此企业不再有内外之分。资本就是资本，内外无别。关键问题是资本在为哪国创造税收，为哪个地区的人民提供福祉？在中国的外汇进出体制理顺之前，如果外资继续凭借其双重身份，在中国享受廉价劳动力与自然资源，而依靠境外关联企业转移利润，就很难说这样的洗钱外资增多是一件好事，所谓内外无别也只不过是欺人之谈而已。
笔者更关心的是，外资进入之后，市场竞争体系是否因此而更为公平？外资在中国的作用是双重的。从消极方面来看，外资挟资自重造成了竞争环境的劣化。由于我国的引资政策，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竞次”策略给予外资各种优惠，以两免三减半等政策吸引外资的结果是当地环境劣化与福祉降低，从长远来看一定会付出代价。而本应成为市场基础的内生资本丧失用武之地，一些地区明明内资丰厚，偏偏拒之门外，转而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这造成外资企业的寿命随着优惠政策的实施期限而短期化，或者逐优惠水草而四处迁移，居民福祉并未相应增长。
第二是挤压了内生市场资源的生存环境。从近年的资本配置来看，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在日益提高，从1980年至2000年20年间，共引进外资3462亿美元，其中从1992年到2000年的八年间引进的外资为2826亿美元，占93%。与此同时，国企在做大做强的名义下，占据了几乎所有产业链和上游行业。相对应的是，国内私企平均寿命只有2.9岁，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这绝不能说是一个宽松的、一视同仁的市场环境。中国市场经济越来越远离本土市场资源，而孤悬于外资与国资这两根藤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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