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合作建房项目遭遇又一记棒喝。据报道，温州市工商局收到一份匿名举报信，称该项目“发布广告，存在预售违规行为”。温州市房管局局长胡立同也表示，这一建房模式是正常的房地产开发。依此，该项目将难逃违规预售的嫌疑，税费方面的优惠政策也不复存在，必须缴纳住房总售价15%的企业所得税和5.7%的营业税。
温州集资建房从立项至今，经历不少风雨，从舆论质疑到有关政府部门多次“调研”，迄未有定论。虽然建房者谨小慎微，却仍然被打上不专业、求利益、非法集资等不良印迹。这其中既有被动了利益奶酪者的法律追索，也有对臆想中的专业性推崇备至的学者们的推波助澜。如今一封匿名举报信，则使合作建房项目打上违法烙印，意在彻底消灭这一新生市场样态。
温州合作建房模式是在种种约束条件下的最佳选择，其依赖开发商是无奈之举，因为当地政府不允许个人和社团参与地块招投标，而建房者给予开发商的3%的利润几乎是在目前市场所能见到的最低利润。同时，为防范风险，合作建房会员资金找到了“托管方”——温州龙湾农村合作银行蒲州支行，合作建房的会员们以个人名义把资金存入正元公司的账户，会员、房开公司和土地出让方委托银行监管，实行“专款专用”，“只有在合作建房代表、银行、开发商、土地出让方四方全部到齐的情况下，才能对这笔资金进行支配。”这种各方共同背书的第三方托管形式甚至比我国资本市场的资金使用制度更为严厉。我们没有理由不信任民间市场智慧与自我保护意识。
不相信本土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以种种想像中的危机或者成熟市场的些许惯例对新兴的市场模式大加挞伐，正是转型经济常犯的错误。
从根本上说，取消温州个人合作建房的合法地位，是让房地产市场中的消费者主权彻底沦丧，进而使市场更加混浊。笔者曾经说过，在一个相对混乱的初级市场，允许消费者发挥主动选择功能，可以起到澄清之效，起码在成本方面不再无据可考、各方推测相隔天壤，同时有助于建立市场均衡价格的中轴线。消费者主权对一个相对封闭的暴利市场可以起到反向制约作用，政府真想让房价下降，借助消费者的力量是上上之选。说到底，不论是对于垄断价格的监督，还是政府行政成本的高启，或者预算外收支的混乱，在缺乏消费者主权与经济民主的情况下，又有哪一条取得过良好效应呢？
某些论者以西方的合作建房之少（据称也达到10%）反证中国房地产市场不应该产生合作建房模式，是犯了前提条件错置的错误。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西方是否有集资建房形式，而在于西方是否有完善的法律保护消费者主权，只要保护完备，就能够形成强大的制约力量，美国二战后为退伍士兵建设大量廉价房、消费者获得巨额民事赔偿等案例，就是消费者主权的最好体现。合作建房本是消费者不堪盘剥的无奈之举，因此突破重重障碍中借助集资希图获得一定的市场话语权，本是合法合理之举，政府也应对此反躬自省。除非反对者能够证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能够体现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的意志，否则，就不应该以西方市场合作建房少这样的荒唐借口来剥夺本土消费者的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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