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汽车废气这一最明显的城市污染，也可以在超大城市中得到解决。因为如前所述，规模经济可以使地铁实现赢利，当地铁能够为大多数城市人口服务时，政府就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开汽车的成本，例如在马路上实行电子化收费，从而达到减少车辆的目的。
在与生产相关的污染方面，超大城市也是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大多数污染都来自位于小城市的小型工业；出于紧迫的就业考虑，当地政府不愿意对其施加严格的环保标准。如果这些工业靠近大城市，它们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扩张其规模，由此获得的效率将使其能够承担污染控制的成本。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大瓶颈，是水资源匮乏。中国人均淡水拥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更糟糕的是，中国有限的水资源已经严重污染，多数都不能饮用了。而且，北方许多地区的污染使得水资源无法支撑城市化进程。对此，目前的主要解决方案是“南水北调”。但更为可行的策略是：第一，减少水的人均消费量；第二，将人口迁移到有水的地方；第三，控制水污染。
我相信，中国大多数人口最终将居住在长江沿岸的超大城市中。沿海城市将使用脱盐技术获得其大多数水供给，长江沿岸城市则可以从江中取水。中国水供给的长期可得性，有赖于对江河与沿海水体污染的严厉控制。
水处理或脱盐产业也存在规模经济。它们需要很高的固定投资；在一个超大城市中，它们在商业上会更为可行。脱盐技术的能源可以来自核能，这也是一个高固定成本的行业。为了利用最新的技术，中国必须利用其人口数量来提高规模，从而减少每单位产出所对应的固定成本。
第三，就业不充分仍然是中国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除了非熟练劳动力以外，由于大学扩招速度远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受教育劳动力也已经进入了剩余阶段。虽然近来有工资上升的迹象，但我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过剩状态。近年来，中国出口的爆炸式增长导致了一些地方和特定行业劳动力的短缺。但我认为，局部性的劳动力短缺在中国是周期性而非结构性的。
超大城市可以实现更广泛的劳动分工，这是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核心。中国过去鼓励小城市发展，以减少向大城市的移民。但小城市未能产生足够的工作机会，收入水平远低于大城市。中国不应再强调发展小城市，而要集中资源发展超大城市，由此带来的规模经济将解决中国的就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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