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当行低价
过去三年，由于出口驱动的流动性扩张，中国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已经超出了城市中产阶层的承受能力。虽然价格上涨吸引了投机性的买家，城市化一时有所加速，但房地产高价最终将减少需求，并让城市化放缓。而如果不能保持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国内需求将积弱不起，迫使经济继续依赖出口。
在房地产上，中国必须回到低价格理念上。房地产建设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其实并不昂贵，高价反映的是高的土地价格，而这是由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需要所导致的。除非地方政府有办法融资，否则土地将永远不会只是一种普通商品。
因此，中央政府应当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例如，省级直辖市可以享有此权力。同时，这种融资对于债券市场必须是透明的。这种发债权将导致资源集中于选定的城市。虽然这看似有些不公平，但在城市化中通过规模经济而获益，却是国家发展所必需的。
即便地方政府不再从土地中获得财政收入，房地产对于从农村移民来说也仍然太贵。中国城市中的大多数移民工人都住在工厂宿舍，或者很多人挤在租来的小平房里。没有适当的居住条件，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将难以融入城市主流。中国城市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让贫穷的移民工人也能承担房地产价格。
中央政府应该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e）的全国性机构，来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抵押担保。对于购买低价房地产的低收入家庭，这一机构可以向他们提供相当于房屋价格95％或更高的借款。由于中国的债券收益非常低，这对中央政府应该是赢利的。比方说，中央政府以3.5％的利率发行十年期债券，发行成本应该不会高于0.5％，再加上0.5％的潜在损失，这一机构可以按4.5％的利率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十年期借款。
在美国早期城市化进程中，在让家庭拥有自己的房产方面，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第一，它将许多人的信用风险集中在一起，从而降低了总体风险；第二，通过政府担保，它降低了融资成本。中国现在正需要这样一个机构来加速城市化。
“城市病”药方
大多数人都认为，大城市一定有“城市病”，比如交通堵塞和污染。但这是一个错觉，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不是按照现有人口设计的。例如纽约规划人口只有100万，而伦敦是为马车运输设计的。
一个规划合理的大城市，可以避免通常的城市问题。东京是在“二战”后规划的，它的情况就好得多。如果中国从一开始就按照5000万人口的规模来规划超大城市，那么就可以避免多数城市病。
另外，城市里的污染并非更严重，只是更集中。即便人们离开大城市，他们还是会污染环境，只不过污染的是更大范围的环境。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人口集中于超大城市，污染可以得到有效处理，对环境的影响可以降到最低；如果巨大的人口扩散到无数小城市中，污染处理将变得过于昂贵。而且，如果中国人口的80％集中于20个超大城市中，其他地区将变得相对空旷，这对环境保护也是好事。人们可以时不时地去乡村游玩，享受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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