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约翰逊等人引用新马克思主义的边缘理论，认为帝国主义的发达应以剥削(殖民地)为手段，越对殖民地进行剥削的国家，该帝国的国力应该越强。不过，英国与西班牙对待殖民地的方式有显著的不同。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以自治为主。基本上，英国让各殖民地成立议会自治，各殖民地拥有各自的宪法并有自主的税收权利。只有当英国本身遭遇战事，英国才会透过各殖民地均有代表的英国国会，以决议的方式要求各殖民地缴交特别税费。而西班牙的殖民地均无议会，西班牙在各殖民地拥有税收权，各殖民地所收缴的税收大部分被送回祖国。所以，依照边缘理论的说法，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帝国主义发展，应该使工业革命发生在西葡两国。
但历史却让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不在西班牙发生。至今，原来分别为英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北美与南美，北美的美国甚至已成为世界的超级强权，而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仍为开发中国家，政局不安，经济动荡。
为什么是英国
面对这种历史矛盾，约翰逊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贸易影响制度转变、制度转变再与长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良性循环理论，并以这个理论说明工业革命为何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
约翰逊等人对上述的发展提出三个重要的假说。第一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关键的影响。第二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转变 (institutionalchanges)。第三个假说是，制度转变的前提条件与国王和皇室专制权力的强弱有关。
约翰逊等人根据以上三个假说所建立的完整论述如下：大西洋的贸易机会，若能与各国国内内在的制度转变发生良性循环，则从大西洋的贸易得到的好处会引发经济成长与工业革命。而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发展初期所拥有的政治制度，与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后所进行的制度转变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搜集历史资料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以城市化程度以及平均每人国内生产毛额两项指标作为贸易发展下分工高低的代理变量(proxy)，他们收集了15至20世纪的东欧、西欧与南欧的城市化数据。他们的经验研究发现：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均有长足的发展，而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例如东欧、中欧或地中海的城邦，如意大利的城市等，则发展迟缓。
另外，他们发展出制度指数(institutionindex)，用以刻画三种制度特征。其一为刻画各国或各城邦、皇室或其他特权阶级侵犯商业活动权利限制的程度；其二为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其三则为允许人们在有利可图的产业中自由经商的程度。这些指数可以作为交易效率的代理变量(proxy)。他们发现，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进展，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各个城邦对财产权的保护，对特权阶级权力的限制以及自由经商的权利等均明显地增加，而那些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邦则变化有限。
同时，他们也发现，英荷两国在大西洋贸易之初，对专制王权权力的限制明显多于西葡。
英国的议会政治对皇权有相当的制衡能力，而西葡则为专制王权的国家，这个初始条件对改进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英国，限制皇权、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护)以及人们可以自由经商的权利等等，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扩展，改进的程度远优于西班牙。
也就是说，在理解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经济成长的影响后，人们对工业革命的发生有了很不一样的图像。这个图像是以英国为背景而非以西班牙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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