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进行大西洋贸易之后，社会中出现新的富有商人。这些富商为了保护既有的财富，或为了创造更多的利益，便和原有的王室以及特权阶级发生冲突。由于英国自始就有比较自由的代议政治制度，这种议会政治对制度改革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因而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例如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成立不需政府批准而自动注册，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即一般民众可以自由从事大西洋贸易而获取利益等等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制度因此出现。
这些制度的出现以英国大革命打破都铎王朝贸易特许垄断权为先导，其中詹姆士二世复辟时期又打破革命后共和国执政克伦威尔的政治垄断，恢复议会制。但詹姆士二世企图恢复王室各种垄断特权，又被议会从荷兰请来客籍国王(威廉三世，其妻为英国公主，有英国王位继承权)，发动光荣革命，既避免了第二次大革命可能导致的新政治独裁，以虚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权，避免了王室的各种垄断特权的复辟。
约翰逊等人发现的大量历史证据说明，这一时期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贸易公司不断减少，规模大多也相对变小，而大量与王室无关、没有特权的人民从大西洋贸易中发财。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新的贸易机会造就了与王室特权无关的新商人阶级，他们当中有人甚至富可敌国。这些新富正常交税，在国会中有代表为他们发言，因此能在政治上发挥相当影响力，这使得整个新富阶级在人数与影响力上比旧有的等级特权更强。另外，社会中的新富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阶级有了很大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国家垄断独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进入上层阶级。这种高流动性进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进与贸易的发展，引发了亚当·史密斯所描述的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因而富裕起来，而工业革命也因此在英国发生。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大西洋贸易创造出来的新富中，有许多人是拥有地产的企业家。这些地主在产权能获得保护之后，利用土地取得资金，而这些资金也就成为进一步促进投资与赚钱的资本来源。亦即，有效地保护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财产权，让这些拥有土地的地主，不仅不会成为妨碍经济成长的障碍，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
而西班牙从事大西洋贸易却得到与英国相反的结果。由于西班牙王室垄断大西洋贸易的好处，在当时除了皇室以及皇室本身特许的公司或等级拥有贸易的权利外，他人均被禁止从事国际贸易。加上西班牙王室对殖民地有税收权，这使得王室从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益加助长王室权力与专制地位，造成社会中不可跨越的等级越加坚强。与此同时，王室却将贸易所得到的好处花费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财富之上，社会不能善用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因此，社会中出现一种不能被逾越的等级，社会的流动性反而更僵固，贫富差距亦越悬殊，大西洋贸易的好处不能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没有新的商人阶级出现，最终社会也就没有新的制度创新，促进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在西班牙出现。
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启示
约翰逊等人的发现有以下几个含意。第一，让人们重新认识西欧经济发展的历程，理解大西洋贸易在其中所具有的关键地位，及其如何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成长。第二，工业革命或资本主义出现在限制专制王权的议会国家，这些国家内没有皇室的特权，没有固定的特权阶级，社会的流动性高，并且保护私人从事商业的各项权利等等。也就是说，英国与西班牙在制度上的差异正反映在商业活动是否开放，而商业活动的开放与否则影响了社会是否存在不可跨越的阶级。第三，他们的发现与诺斯、托马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他们发现制度的确在经济成长中扮演关键角色。网易历史上述的故事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特别有启发性。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就如同开放大西洋贸易一般地开放了太平洋贸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绝大多数也来自太平洋贸易。中国至今享有与美国极大的贸易顺差，正足以证明中国正是从太平洋贸易中获得经济成长的好处。
但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还是建立在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管制之上。事实上，只要成立企业须经政府批准，政府也就控制着所有产业的商业活动。也因为成立企业无法自动注册，所以一些政府官员就有寻租机会，可能造就了表面上是民营企业的股份公司，本质上仍为官商企业的特许利益等级，最终造成社会流动性遭受阻碍等情形。网易历史因此，如欲中国经济发展长久延续，关键中的关键就是进一步打破政府对商业以及贸易活动的垄断，限制政府对贸易的干预，以及建立分权制衡、权责相符的政府体制等等，好让中国能像500年前的英国，让太平洋贸易带动制度与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造就中国的长治久安。(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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