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经济学人economist.icxo.com讯,2006年8月的一天，一个名叫崔英杰的无照小商贩走近一位市场管理人员——这位管理人员没收了他价值约50美元的三轮车——用刀将其刺死。对崔英杰的庭审刚刚在北京结束，他正在等待宣判。对于死者及其家人而言，这是一个悲剧，对中国而言，这也是一个悲剧。
崔英杰宁愿诉诸于如此极端的手段，反映出笼罩着中国穷人的绝望情绪。崔英杰是一位退伍军人，他无法在家乡找到工作，靠出售烤香肠勉强维持着贫苦的生活。贫穷是他无力支付执照费用的原因之一。但另外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他面对着拥有巨大政治力量的垄断势力。
中国城市的官僚机构向小商贩和小企业征收的执照费越来越高，同时采取了严厉的手段——有时还包括暴力手段——打击无照经营活动。
我的研究表明，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监管负担的加重和财产权的弱化，已经影响到政治上处于弱势、但在经济方面较为灵活的小企业家。80年代和90年代初是这些企业的黄金时期。《中国青年》(Chinese Youth)杂志1985年对读者进行的工作偏好方面的调查显示，选择自己创业的人数最多，希望进入政府部门的人数排在第7位。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最显著的区别，是充满活力的私营领域：中国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维持相对较高的就业水平，主要得益于其在私营领域的优势。
然而，从那以后，中国的官僚机构——特别是在城镇地区——已经变成了“一只掠夺之手”(a grabbing hand)，这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安德雷?施莱弗(Andrei Shleifer)为俄罗斯发明的词汇。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1999年有3160万家企业被列为“私营”企业，而到了200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350万家，在一个被认为发展迅速的时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小企业主的可怜状况，与西方盛行的、认为中国是资本家安居之地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一份有关中国经济所有权结构的分析报告中，两位经合组织(OECD)的经济学家肖恩?多尔蒂(Sean Dougherty)和理查德?荷德(Richard Herd)使用了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详细的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标明了每家企业的控股股东。*在评估中国经济所有权结构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往往无法弄清是谁在控制企业。经济学家们的结论是，在2003年——数据库有记录的最后一年——有52%的工业附加值来自私营企业。
然而，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52%是准确数字么？如果是，它是否意味着这是一个主要基于私人所有权的经济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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