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例子可知，国外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预测后来证明是不对的。向苏联、东欧推荐休克疗法，认为休克疗法会在短期内给苏联、东欧的经济带来快速转型，以及效率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同时，又对中国双轨制改革抱悲观看法的经济学家中，绝大多数是主流经济学家，而且，很多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大师对这么重要的经济问题开出药方、做出预测，结果却与事实不符，其原因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大师不懂经济学，二是现有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本身有问题。现代经济学中的许多新理论进展是这些大师发展出来的，因此，他们不可能不懂经济学，问题应该出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上。

　　三、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理论创新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其实，不仅现在经济学教科书和主流文献上的许多理论在解释中国和苏东转型问题上无能为力，许多有关经济发展的理论也有同样的困境。二次大战以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开始自主追求经济发展，可是，经济学界众人共知的一个事实是，1950、1960年代，按照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国家，其经济发展都很糟，发展比较好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经济政策在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看来是不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去年三月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学时说了一个笑话：有人认为台湾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而拉美非常失败，是因为台湾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中，工程师回到台湾工作，经济学家留在美国工作；而拉美的留学生则是经济学家回到他们的国家工作，工程师留在美国工作。虽然这是笑话，但是，确实刻画了现有经济学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遭遇的窘境。

　　同1950、1960年代相比，现代经济学在增长和发展问题上已经有了许多新进展，问题是这些理论进展是不是就真正揭示了经济发展成败的原因？比如说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转为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在技术创新上的作用和规模经济。但是，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在追赶阶段时的教育总体水平比发达国家低，而整体经济规模比发达国家小。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固然重要，但如果是决定因素，那么，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较低、规模又较小的东亚经济应该无法赶上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另外，社会主义国家中，像苏联、东欧、古巴的教育水平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很高的教育水平没有带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功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菲律宾的情况？因为菲律宾奉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和民主制度，教育水平和普及程度在亚洲国家属于最高，但菲律宾的经济发展绩效却是最差的。所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可能同样尚未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败背后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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