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此之前的21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也指出，人民币汇率政策基本方针是加大汇率形成机制的灵活性，但速度不能太快。
与两位央行负责人的表态相关的是，国际社会正在开始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加新的压力。
在美国国会两位议员在其国内法律的框架下，提交针对中国的放松“汇率操纵国”定义的议案之后，6月15日，国际社会又在施压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玩出了新花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通过了＜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下称＜决定＞)，以此替代1977年制定的＜关于汇率政策监督的决定＞。这是30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次对其1977年的汇率监督政策框架做出重大调整。
与老政策相比，此次调整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新增了所谓的“第四原则”条款，即要求成员国确保其汇率政策不会引发“外部不稳定”。此外，在对一国汇率政策评判的标准上，新监管政策中加入了“汇率偏离基本面”或“经常账长期巨额赤字或盈余”的条款。相比以往对于汇率操纵的严格定义，这样的条款可能会令IMF更易于得出一国汇率政策失当的判断。
显然，＜决定＞的矛头直指长期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欲把“汇率操纵国”强加于中国身上的用意显而易见。5月份，中国贸易顺差以224.5亿美元居年内次高。
在IMF宣布上述新政策后，美国财长保尔森马上表示了欢迎，而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在IMF内部讨论上提出了反对意见。央行更是在一周之内，两次发出公告表示对＜决定＞持保留态度。
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葛华勇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应把握好外部稳定与内部稳定的关系，任何国家在制定和实施经济、金融和货币等政策时，都要首先考虑内部稳定，并以此促进外部稳定，以牺牲内部稳定为代价而实现的外部稳定是不可持久的，实现“系统性稳定”的最有效和可行的方式应当是促进与内部稳定相一致的外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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