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过”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一种反映，而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不是中国一国政策所能左右。因此，对中国决策者而言，重要的是，把握好从中国的利益出发，做好自己的事。寻求实现当前最大机遇的中短期政策，同时图谋延长发展机遇的长期政策。因此，当前解决“三过”问题的最优政策，肯定不是单项的政策，而是组合政策，是中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的有效配合。
就长期政策而言，改善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国内消费、谋求以国内需求为主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大国的立身之本。建立适应经济需求和国民优质生存环境的资源、环境保障体制，是一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基础。配合国家和企业竞争实力的提高，确立与大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更加市场化的汇率体制和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是建立我国成熟市场经济体系的最后底线。进一步完善各项税收、社会保障和产权政策，做到社会公平、合理竞争，是市场经济体系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这四项政策毫无疑问，是我们长期努力的方向，是中国走向大国市场经济“彼岸”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当前决策者需不断努力研究，予以逐步落实的目标。
但是就中短期政策而言，目标就是直指解决当前的“三过”问题。在这过程中，除了部分长期政策的实施本身所不断体现的对短期经济运行产生效应外，仍然需要确立针对性极强的中短期政策。而且这些中短期政策是相互呼应而不是相互抵消的政策。就此，本人愿重述去年汇改一周年在《第一财经日报》上提出的“改、疏、堵、冲、内”五字经，以缓解“三过”矛盾，并就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做些补充。
3 中短期政策：“改、疏、堵、冲、内”五字经组合
“改”，就是改革汇率的形成机制和外汇市场本身。两年多来，我们不是因为有外部压力而改，也不是因为没有外部压力而不改，而是不断、主动地进行汇率改革，图谋逐步解决对外的失衡问题。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区间逐步放大、升值速度适当加快。当前重要的是，应进一步打破市场上已经形成的小幅、均幅、缓慢升值的可测算预期。在汇率升值的频率与幅度上，应以时密时疏、疏密不均，时高时低、高低不均的方式进行调整。
面对美国国会对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我们既要认识到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继续设法保持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需要的中美经济良好合作势头，支持美国1028个经济学者对美国议会制裁中国决议的抗议，抓住历史赋予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机遇，埋头发展经济，又要防止美国国会可能采取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引导中国经济政策的失误。其间，要善于运用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增加与美国议会“博弈”的筹码，确保中国汇率改革的顺利过渡。
“疏”，就是疏导多余的外汇资金加以积极运用。这是既减轻对外失衡压力、同时趁机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政策措施。去年本人具体提出：保留7000亿～8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余的应藏汇于民、藏汇于企业，发展QDII，鼓励企业走出去。国家运用适当外汇进口关键设备、原材料，支持技术创新；支持对海外能源、关键性原材料企业的参股并购活动，并且不排除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并购；在适当价位择机增持黄金储备，适应正在崛起的大国需要等。在当前，这方面的行动虽已起步，但在美、德等国都企图立法警惕主权投资基金的背景下，关键是中国外汇投资公司的行动要迅速，方式要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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