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国范围讲，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制度安排应当更有利于缩小地区间差距。目前，我国财政收入连年高速递增，已超过GDP的20%，中央政府有较强的财政能力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补助。因此，有必要改变实行了十多年的税收返还制度。虽然税收返还利用“多上缴，多返还”的激励机制，有效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却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据我们统计，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我国各省份人均GDP的差距并未缩小。例如，2005年，居人均GDP首位的上海，是居末位的贵州的10.2倍，而1995年，前者是后者的9.7倍。更令人担忧的是，有21个省区的人均GDP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差距同样反映在财政收支领域。例如，只有8个省、直辖市的人均财政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居民所能享用的公共服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地区。中央政府应当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来保证这些地区的居民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

　　从地方层面讲，地方政府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政府，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近年来，各地又陆续出现以招商引资为名大兴土木的现象。比较典型的有安徽阜阳市颖泉区营造占地42亩的豪华政府办公楼，被群众称为“仿白宫”，以及人均GDP只有5419元的四川小城遂宁，兴建中央商务区(CBD)事件。我们不仅关注这些政府工程本身及其引起的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公平以及合理性，而且关注其动机和引起的后果。非常巧合，两地政府都称此举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有利于招商引资。姑且不论其真实性，至少反映了地方官员的一种思维逻辑——改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进而发展地方经济，创造政绩。显然，要改变这种思维逻辑，就要改变政绩考核标准这根指挥棒，通过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来推动落实科学发展观。

　　对利益分配格局作出新的重大调整，首先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决定改革沿着正确方向推进的重要举措。从以上利益分配格局存在的问题看，调整的可能性无非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来自进一步深化的市场化改革。深化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打破垄断和地区保护，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形成机会均等和利润率平均化的机制。这些改革成果对于利益格局的调整有重要作用。深化市场化改革，客观上需要市场良性发育的配合。中国现阶段市场缺陷的特殊性，就在于市场发育不足。因此，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营造市场良性发育的环境和条件。其二，来自政府在社会公平、公正理念指导下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不难发现，目前利益分配格局中存在的问题，与政府经济职能过强、公共服务职能过弱，以及相关的公共政策不得力或不合理有关。显然，这两个方面的可能性都与政府改革及自身建设有关。与此同时，由于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因此，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并增进其公平性的基本措施，也在于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建设。政府现行体制不得到有效改革，与之相关的政府职能不得到切实转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及其公平性是不可能得到提高的。中国的改革已近30年，我们深知，接下来的大部分改革都直接与政府有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政府自身的改革与建设。

　　在结束今天的讲演时，我再提出一个问题——公共资源配置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传统体制的中国，由于周知的原因，可以说几乎没有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的界分，除了很小一块私人资源外，都是国家资源、行政资源。与此相适应，也就没有明确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分。这是中国不同于其他许多现代国家的特殊性。因此，就像作为转型经济的中国，新体制要在传统体制内部或旁边长出来一样，公共资源也将在转变国家资源、行政资源性质的基础上得以形成，否则，我们就基本不存在公共资源配置和满足公共服务需求的问题。把国家资源、行政资源中的相当一部分转换为公共资源，把私人资源中的一部分通过税收形式转化为公共资源，都是制度安排下的利益调整。制度建设和实施是一个艰苦过程，利益又具有向下刚性，其调整难度不难想象。政府充分认识这一点，有助于加快自身改革与建设；企业和老百姓充分认识这一点，一方面要自觉足额纳税，另一方面要增强公共意识，自觉关心和监督公共资源的配置。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体制和发展水平的双重原因，公共资源的短缺程度无疑是很高的，也就是说，在公共服务领域等着用钱的地方很多，有待增进公平的地方也很多。要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和公共资产使用结构，增加直接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和使用比例，并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投入和公共资产的使用效率，就有可能较大幅度地增加公共服务，同时有可能改善社会公平公正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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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