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喝啤酒？”，四十天的旅行里，每天中午坐在一个新的大排档时，我和阿东总要这样开场。在旅行的开始，是那些黑龙江的热情的招待者们不停的劝我们喝，那是他们表现情谊的方式，有那么几次，我差点就滑到了桌子底下。我记得在黑龙江爱辉镇，我们的行程的真正的起点。中午和健谈的博物馆馆长喝上了几杯，下午时我就在一位被采访的老人家睡着了，她铺着蓝色碎花布的沙发柔软和凉爽，半梦半醒间，我听到年过80的老太太谈起她的父亲是拉着马尾巴穿过黑龙江的，大约100年前，一场屠杀在江对岸发生，俄罗斯驱逐了在那里居住了很多年的中国人，我还听到了村子里的狗叫和鹅鸣，夕阳正在西下，夜晚即将到来……
旅行经常是烦闷的，也不那么需要活跃的头脑。于是，我们开始主动喝上两杯，我们总试图去品尝本地的啤酒，可惜从来分不出区别。有时我们起得太晚，午饭就变成了早饭，两瓶酒过后，世界变得温暖、美妙、眩晕，那时走在小城的老街上，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古道热肠……
四十天下来，我经常向别人夸耀自己的酒量大增，确切而言，有三倍之多。当然，我从未进一步坦白——是从半瓶啤酒增加到两瓶。
我短暂的自信在来到陕北榆林时，迅速被击溃。他们甚至不理会啤酒的提议，一切从52度的西凤白酒开始。三个白瓷的小杯子放在一个托盘里，像是一场桃园三结义的简单仪式，作为桌上的陌生客人，我要接受轮番的敬酒，然后回敬。礼仪是复杂的，指向却明确而单调——客人理应醉卧他乡，不醒人事。
郝国华是在我明确地感到耳热酒酣时，走到了桌旁的。如果不介绍，我不会相信他是这家叫泰和酒家的老板，他双颊消瘦，鼻梁是一副普通的金边眼镜，开口时吐字过分清晰，像是经过专业的普通话训练。他的形象和我旅途上不断见到的那些民间知识分子更为相似，他们都熟悉本地情况、善于表达，对自己的判断具有不容质疑的自信，也都有些怀才不遇的酸涩。他们常常是一个社区的信息中枢，并在关键时刻，会将自己的话语影响力转化成实际的权力。中国历史的变革动力，不经常都是由一位鲁莽、果敢、富有魅力的领袖人物，配上一小群在原有秩序下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所造就的吗，至于那些跟随着揭竿而起的大众，则经常只是提供了茫然无序的、等待被引导的能量，他们是历史的音符，却不能提供旋律和节奏。
“新闻媒体对于陕北的报道太片面了”，在听说我来自北京的杂志时，郝国华这样说。之前，我品尝了他赠送的羊脸肉，被切成薄薄的一片片的羊脸被放在一架羊头骨里，它的味道有点发腥，却提醒我这一带正是草原交接之处。他还送了我们一首陕北民歌，这是我第一次清晰的听到“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五十里路上看妹妹，半个月看了十五回，就因为看你跑成罗圈圈腿”的歌词。真可惜，他没有唱那些更露骨的酸曲。我有时在想，如果把那样直截了当的歌词用在给那些受过太多教育的姑娘的情书中，会是怎样的结果。在黄土高原的漫天黄土中，生活与色彩一样单调，情爱因此获取了巨大的生命力——它既是生活意义所在，也是主要娱乐的来源。
是的，我对于陕北一无所知，等待着他这样的地方智者的启蒙。出生于1964年的郝国华是土生土长的榆林人，是一对工人夫妻6个孩子中的第5个。他的小学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时间，在样板戏、秧歌舞构成的艺术世界中，他发现了自己的歌唱才华，在高中岁月时他还迷上了信天游，四处收集陕北民歌。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他的生活一波三折，通向大学的道路狭窄，他先是成为了榆林第一毛纺厂的工人，并最终如愿地在1988年考入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习经济管理。1989年的政治风波没给他的个人生活带来太多的影响，事实上，那段时间他主要是在榆林而不是西安度过的，这个陕北城市的街头曾有几次不成规模的游行，丝毫没有影响到本地平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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