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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北京边检总站透露，近来高学历偷渡人员逐渐增多，他们大多去往欧美等国打工，但由于外国加大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这些人员在国外很难立足，绝大多数都逃脱不了被遣返的命运。
应该看到，近年来，我国大学生毕业人数不断增多，一部分大学生在国内找工作比较困难。为了找到“既体面，挣钱又多”的工作，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国外。由于通过正常渠道出国时间长、手续繁杂，尤其是到一些发达国家的签证不好办，他们就通过当地的“旅行社”或“中介”先办理到一些小国家去旅游、商务考察等签证出境，再在境外持用“蛇头”提供的伪假签证偷渡到发达国家，从事一些餐馆、建筑等高强度的体力工作。那么，高学历偷渡者增多，谁该反思？
世界经济学人：http://economist.icxo.com为什么高学历偷渡客爱往欧美跑？难道他们真的傻乎乎地指望一出去就能找到体面、报酬多的工作？其实不然，一个重要的预期动因就是这些国家对底层职业者几乎不存在歧视，至少有保底的选择。在美国，亿万富翁的儿子到牛排店做厨师助理，哈佛学生到机场做安检；在德国，扫烟囱的“黑衣人”不仅有一份不菲的收入，而且每年行业工会还向工作出色的扫烟囱人颁发“金梯子”奖。可在我国，本来是一种谋生手段的职业，却有着身份、权势、等级之分。如果大学生一毕业干起了社会底层职业，就会被人瞧不起，甚至于遭到嘲讽。因此，在施行“就业促进法”的同时，政府和全社会应大张旗鼓宣传新的择业观，推崇“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进而形成一个鼓励创业，自食其力；职业无贵贱，劳动最光荣的强烈氛围，让大学生不出国门一样找到合适的工作。
高学历偷渡者增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到发达国家打工，收入比较有保障。也就是说，在无法跻身高尖端科技领域的前提下，即便是高强度的体力活，也一样能挣到钱。但在国内就是另外一个境况——相比之下，底层高强度的劳动者收入要比白领低得多，而且已由正常收入上的悬殊波及到群体生活水准上的差距。据报道，上海公交员工收入比全市平均水平要低15%，一线司机每月只有1700元至1800元，一线售票员每月只有1140元。因为收入低，一位公交司机的女儿不愿意让爸爸穿着公交的工作服去开学校家长会。因此，切实解决底层职业人群工资偏低问题是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一个“出口”，更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如果新的择业观能尽快形成，社会收入特别是低层劳动者的初次分配趋向公平合理，无疑将为大学毕业生以及其他高学历者开辟出一片展示才华的空间，高学历偷渡客就不会再去戴“非法移民”的帽子，冒被处罚、被遣返的风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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