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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谢国忠认为，中国国内消费能力不足，是因为财富过多集中在政府和国有企业手里，只有把财富更多和公众分享，才能解决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您怎么看？
郎咸平：你说，中国的国营企业和美国的上市公司有什么差别呢？都是一样的。他们就是偷换概念，总认为让政府来掌控一些行业就是不对的。今天的国营企业，谁是股东？就是全体的社会大众。问题是我们没有落实藏富于民的社会主义理念。
记者：这只是名义上的所有人，您应该很清楚。
郎咸平：那不谈，那是另一回事了。如果国营企业赚到的钱，通过国家这个中介，能让老百姓少交很多的税，那和老百姓的富裕不是一回事么？
记者：您是主张国有资本让百姓受益的基本态度。但很多垄断行业的国企，他们的财富并没有流向公众，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郎咸平：我们能不能不谈这个问题。扯上政治就敏感了。我们就针对经济问题谈经济——因为你要达到目的，就一定要谈重点。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就不说。是为了这个国家好，没有必要再挑起一轮战火。
那我就这么说：由于你是这样的改革，就会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就有阻力。我反问你一个问题——既得利益集团希不希望政府搞GDP为纲？当然希望了。你说，既得利益集团希望不希望地方政府搞建设？当然希望了，你不知道地方建设有多少利益。
搞政治的人就要有一种心态——要防！
记者：您是反对浮动汇率的，但中国现在有这个不升值的选择自由么？
郎咸平：没有。但我的反对是有原因的。你不要以为汇率浮动就是国际化，我们没有浮动汇率方面的人才，那是我最担心的。在金融战争中，我们一定处于劣势，那会使大量的国家资产将被席卷一空。
和制造业不同，金融的影响太快太大了，上午出一个小错，下午就会引起几千亿资产的损失。亚洲金融危机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当时那些国家就是没有理解金融战争的可怕。
记者：您听说过一本叫《货币战争》的书吗？认可书里的观点吗？
郎咸平：我知道。部分认可。其实，其中很多的观点是我们在二十年前在美国学校里就念到过的。
记者：难道我们要回到固定汇率时代？
郎咸平：浮动汇率是很好，但是中国现在没人才。全世界也没几个国家真正懂汇率的操作，只有美国和欧洲。日本只有制造业和家电还可以，在美国金融战面前输得一塌糊涂。美国金融领域是真正人才济济，在美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是去读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
记者：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百年间，日本是全球唯一进入发达国家之列的非欧美国家，即使在浮动汇率改革时曾受过冲击，那也不过是经济发展经历一个过程。中国难道不能同样走过这一段么？
郎咸平：嗯……这个问题……我想想。我这么说吧，如果从我个人角度讲，我希望中国走的路，是金融独立自主的道路。
记者：国内缺乏高端金融人才的支持。但是，在危机论中，您对向中国各大银行提供金融咨询的国际投行，抱的是“阴谋论”立场。
郎咸平：我不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我讲的是基本事实。资本一定以追逐利益为唯一的考量标准，他是不可能有宏伟的理想，一定想大赚一笔的。
记者：难道中国和欧美间就不可能是一种双赢关系吗？
郎咸平：不可能！(一定是零和游戏？)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的金融就是零和游戏，在金融方面怎么可能有双赢。你觉得他们会考虑中国的现状吗，你觉得他们会有仁慈的心吗，有良心吗？我跟你讲，不要对他们寄托幻想。这些大行之所以在美国严守法律，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完善的法制环境中。一旦他们脱离这些，就一定是以大欺小、以强欺弱，这是一定的！
记者：他们是商业机构，他们有可能是为中国提供可行的咨询意见，同时也能赚不少的钱。
郎咸平：是可能的。但我跟你说，搞政治的人就要有一种心态——要防！小老百姓可以乐观，但是执政者不能乐观，随时随地要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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