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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行业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给国民提供一些重要的基本要素，比如有效的法律体系或是反腐机制，国家就更有可能变富裕。这些基本要素看起来也许是资助资金的首选项目。但另一方面，比较简单的项目更容易衡量成败，比如修建公路和铺设管道。
如果开发机构致力于浇筑水泥，那么，由于幕后的腐败，它们也许会把钱花在永远都不会使用——甚或根本不会建设——的基础设施上。但如果它们致力于更广泛的问题——民主、腐败、人权，那它们又有可能辛苦半天，最后一事无成。世界银行(World Bank)最著名的变节者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提出，开发机构喜欢大型议程，因为它们的贡献无法衡量，有什么欠缺也发现不了。这个观点相当愤世嫉俗，但并不意味着他说错了。
世界经济学人：http://economist.icxo.com在一次面向丹麦学生代表团的讲话中，我曾经倡导仔细衡量结果，理由是许多开发支出都是为了赶时髦，所恃证据并不充分。这些丹麦学生回答道，他们的政府在集中精力促进民主。“听起来不错，”我说道。“有成效吗？”他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不过，一些年轻经济学家正在改变这场辩论的要素。
他们提出，在关注腐败等大问题的同时，通过随机试验（就是那种用于试验新药的方法）非常严格地衡量结果，这也许是可能的。
麻省理工(MIT)的法国经济学教授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关心的是，是否可以采取某种措施，解决印度农村教师缺勤的问题。对于那些只有一名教师的偏远学校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迪弗洛和她的同事雷马?阿纳(Rema Hanna)抽取了拉贾斯坦邦的120所学校作为样本，随机选择60所学校，然后将相机送到被选中学校教师的手中。这些相机具有防篡改日期和时间的功能。这些老师要找一个学生，在每天上学和放学时给老师和全班学生拍照。
这个主意很简单，也有成效。根据随机检查结果衡量，教师缺勤现象直线下降，班级考试分数也显著提高。
另一位年轻经济学家——哈佛(Harvard)的本?奥尔肯(Ben Olken)运用类似的随机方法，检验抗击印尼筑路项目腐败现象的最佳方法，应该是自上而下——通过审计，还是自下而上——动员地方村民谈论资金是否被挪用。其中一个难题是查明有多少资金被挪用。奥尔肯征募了一些工程师，帮助抽取公路结构的样本，并估算道路修建成本；他把估算数字与项目账户上声明的开支进行比对。两者之差就可以大致反映出挪用资金数额。
与迪弗洛取得的结果相反，奥尔肯发现，自下而上的监督没有效果——这种做法把挪用的资金从村民关心的领域（薪资）转移到了他们不关心的领域（建筑材料）。必然会进行审计的威胁——这是一种事后将实施的威胁——要有效得多，将估计的差额减少了三分之一。
为减少腐败，在不同情况下要采取不同方法，这不应令认惊奇。经济发展是一个充满特例的过程。因此，更重要的是要发现，积跬步可以致千里——而且，要判断每一小步是否都是在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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